《当今大马》 观点

西达自杀凸显印裔社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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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 Sad road to see Seetha's suicide ,作者Helen Ang ,姚文杰翻译。

我撰写以下篇文章时,西达仍未辞世。我会为她祈祷,但愿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seetha in hospital 15112009 西达尝试自杀之后,病情危急,她的痛苦,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比起西达,我的痛苦算不了什么。听到西达或许会离开人间,我只能同情她。像她这般灌了除草剂,肝脏、肺部、心脏或肾脏,都在几天内衰竭致死的。

2006年,另一个印裔妇女桑吉达(M Sanggita)带着四个孩子到靠近芙蓉双溪芽笃(Sungei Gadut),等着开往新加坡的火车。这家人并不是去度假,而是要寻死。让火车碾过自己的身躯,也比活着来得更好,阁下能想像这种心理状态吗?年仅30岁的桑吉达和两个孩子,就在七月的某一天躺在火车轨道上,被火车碾死了。

桑吉达在遗书上写道,“活着根本无甚意义。我同情我的孩子,他们在这里没有前途。让我们和上帝在一起吧”。她抱怨她无法找到慰藉。

遗书以这句结尾:“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化作天使,回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西达也跟桑吉达同样住在森美兰,也许天使有守护着她的四个孩子吧。他们喝过了母亲给的除草剂,现在却得以逃过死劫。谢天谢地,我们满怀信心,他们会度过难关的。

有些人呼吁检控单位起诉西达企图谋杀。根据报道,西达答应她的孩子,他们很快就可见到被警方击毙的小舅。我不认为西达是要残忍杀害自己的孩子。警方对待她弟弟的态度,肯定不是她对待孩子的态度。

毫无疑问地,当她被逼到死角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我并不能自作主张揣测一番。但是批评她的人们,也不能凭空想像她在短暂生命旅程中所必须承受的一切。从公众所知道的故事碎片来看,我们顶多只能推测而已。

封闭的淡米尔社会

s manimaran 西达的丈夫玛尼马兰(Manimaran)表示,西达曾跟他说过要见她的弟弟,要和他在一起。西达的父亲南峇迪在警局录口供时表示:“西达太疼爱弟弟苏纳登了,她常常拿着弟弟的遗照哭泣。”(Seetha terlalu sayang kepada Surendran. Dia selalu nangis di hadapan gambar Surendran yang meninggal.)

一个女人,受尽苦痛,难以安抚,就是他们所描绘的情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失去挚爱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们年纪大了,抑或自然死亡。西达出身淡米尔社会底层,对他们而言,死神召唤自己兄弟姐妹的时候,可以是在枪林弹雨中,或者在扣留室里。印裔社会长期被剥夺社会经济机会,因此落得如此残局。

NONE 西达的悲痛,还有一个人陷入贫穷泥淖中,生活长期愁云惨淡的情况,都不是脱离现实的安逸评论人所能开始理解的。她父亲是保安人员,丈夫是货车司机,都是从事低阶低薪的工作。

西达是个家庭主妇,她的母亲也一样。一个女性的身份,把家庭主妇困在仍然父权至上的淡米尔社会。我们的“适者生存”理论要求每一个人要有竞争力、要坚韧不拔,但妇女生活经验有限,也许并不能让她们具备这竞争能力。

教育可增强人的自信心与能力,但最底层的失败主义者,都被拒于教育门外。不同於生活条件较好的大马人,他们面对困难与绝望的时候,并没有缓冲区。暴力与突然死亡所带来的惊愕,再加上日以继夜的忧郁,更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颓丧生活环境。

两个世界,天渊之别

一户贫穷人家,每个月的总收入低于1092令吉。这就是一户人家,通常是五个人的家庭,可以花在房屋、水电费、膳食、学杂费和交通费的金额了。相反地,如今物价飙涨,一对富有的年轻夫妇,单单是买给两个小孩的奶粉钱,每个月就可能超过一千令吉。

财务状况完全不同的两组人,我已经举例说明了。他们的思考模式不也会大不相同吗?西达的批评者,对她所身处的世界根本连一点认识都没有。

你知道印裔社群当中月入1000令吉的比例是多少吗?答案是10万8000户人家。这是五年前的数据,今天的穷人肯定更多。根据社会策略基金会报告,这54万个人在180万印裔社群中垫底,成为最底层的30%。

经济策划小组和统计局的2004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有更多的数据。以城市贫困率来说,土著占了4.1%,华裔0.4%和印裔2.4%。现在就拿当年的人口比例来比较一下:在2560万大马人口当中,土著占了61%、华裔24%和印裔7%。在2004年只占了我国人口7%的印裔,贫困率高得不成比例,跟华裔和土著形成强烈对比。

mic election 120909 samy votes “大马印裔” 的作者慕扎法戴斯蒙(Muzafar Desmond Tate)以这番话标签在位太久的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

“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要伸手,没有什么东西会掉在你的手掌上。”

唉,不只是贫穷印裔求助无门,甚至连属于他们的一丁点东西,也都被夺走了。

被迫停工、流离失所

慕扎法写道,在1980年,整个印裔社会有超过一半是园丘工人。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园丘关闭了,住在宿舍的工人被赶了出来。布城的大型工程也驱赶园丘工人,金希望 (Golden Hope)就是其中一家公司。占地4580公顷的“敦马城堡”,印裔可没一席之地,阁下很难在这金碧辉煌的行政区看到他们。

种植公司如金希望、牙直利(Guthrie)、森那美(Sime Darby)和莫实得(Boustead),都是殖民地时代的企业。后来,官联公司如国民投资公司(Pemodalan Nasional Berhad)收购森那美。森那美现在也跟牙直利和金希望合并了。这些公司现在由一些跟政府有关系的马来人所拥有,并由他们管理。原本是园丘的一片片土地,在他们的手上转变成很赚钱的房地产和新城镇。

至于倒霉的印裔,那真是太不幸了。流离失所的新生代飘泊到城市边缘,盖了贫民窟。诚如之前所述,非法木屋区居民有16.1%是印裔,而印裔只占我国人口大约7%,这比例是多了一倍,是不成比例的。吉隆坡市政局的低廉租金组屋计划,分配给印裔的配额总是一扫而空,这其实是不稀奇的。

在槟城,社会经济与环境研究中心(Seri)于1998年11月提交给州政府的报告,则披露了糟透的居住环境。报告指出,百分之五的受访者住在货柜箱。在地南河(Sungai Tiram),曾经是动物栖息处的简陋木屋,大多受访者都住在那里。十年了,槟城给了印裔一记“豆蔻村事件”。

贫穷的陷阱,牵引着苏纳登的命运,碰上了以开枪为乐的警察。西达是间接的受害者。他们的情况,乃至于他们本人,不能被视为是印裔困境的人质吗?

uthayakumar 160609 人权党的筹委会总秘书乌达雅古玛 (Uthayakumar)表示,若是西达不幸身亡,他会抬着她的棺材到国会抗议,极力呼吁警方停止开枪射击特定族群和所谓的“疑犯”。乌达雅古玛的威胁,让人回想起在1960年代,佛教僧侣自焚抗议越南政权的历史。

激进的手段,例如在国际媒体的镁光灯下,抬着一具脆弱而美丽的尸体到国会大厦外,也许这样才能终于睁开大马人的眼睛吧。一个被刻意忽视的社会,是忍无可忍了,要是阁下知道就好了

hindraf british petition rally 251107 gandhi's sprayed 还记得兴权会游行的的照片吗?还记得那些印裔,任由联邦后备队以渗有化学物质的水炮扫射他们吗?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健全的人会怎么反应?一定会抱腿就跑。一群被边缘化的大马人,怎么会躺在街上,全身湿透,仿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烈士?

有些人猛烈抨击西达企图轻生。对于一个我们应该怜悯的弱者,这些爱好批评的人,可否思索她所面对的问题:“活着,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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