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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以华语成为第一亲子语言?

文:张佳文

近来在吉隆坡以及怡保观察时下青少年会发现,华语已经成为现今小朋友沟通的主要语言,许多小朋友与朋友家人沟通都讲华语为主,方言逐渐在华人社群里退位萎缩,让这两个原本以客家话以及广东话为主的华人社群,在十数年的时间里转变成以讲华话为主。

其实从对过往的梳理,吉隆坡与怡保地区的年青家长,大约是从90年代开始,纷纷“集体”放弃方言,转而使用华语跟小孩沟通,逼得原本只会讲方言的阿嬷也要用华语与孙儿说话了。

gombak chinese new village 也就是说,现今吉隆坡与怡保邻近地区小朋友大部份都是在讲华语的环境下长大,“讲华语”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性地理所当然,90年代以后的华小校园已鲜少听到“讲方言,要罚钱”的条规,孰不知“严禁方言”是90年代以前华校最为认真执行的政策之一啊!

方言反成为小孩的火星话

因为以前的孩童是入学后才学习讲华语,所以在低年级阶段,学校通常透过强迫的方式禁止孩童在校园讲方言,鼓励大家多使用华语。世易时移,如今的小孩从小都在讲华语的环境中长大,反而不会讲方言,在上述这些地区的90后世代若还能在听到以福建话或潮州话作日常沟通语言的小朋友,那其实跟听到火星话的情况大概差不多了(不是没有,但真的很少)。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其实我们在这里发问,80年代以前这些地区家长的亲子语言都是以各自方言为主,为什么90年代后的亲子语言逐渐转换成华语?语言的使用当然是个人选择,但若在同一个时期大部份人都作出同样的选择(放弃方言,以华语教导孩子),这其实就是个值得发问的社会现象了。

为功利选华语为亲子语言

loke yew chinese new village 我认为,怡保与吉隆坡邻近华人社区的“华语化”并非像马六甲与柔佛那般,于80年代受沈慕羽以及新加坡政府主动推广的“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运动影响而以致方言的式微。

中马地区方言的退位,我反而认为其是以华人为主的城镇地区在90年代后因急速的社会发展而迅速都市化(Urbanization)下的一个结果。即是说,使用华语作为第一亲子语言是华人城镇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组织趋于工具理性考量下,促使年青家长们所形成的功利性选择。

具体来说,生活在都市环境的家长们为了让小孩更具有“竞争力”,从小就开始使用双语沟通(英语与华语),以让小孩衔接小学课程时能顺利起步,而学前教育延伸至四、五岁,也让华语地位更加确立无误。

新村小孩讲方言机率较大

吉隆坡与怡保都市邻近的华人新村年青家长们亲子语言的转换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若再进一步观察,是可以发现“日常用语华语化”比较频密发生在靠近都市的地区(也就是最先被都市化的地区),距离市中心越远的新村,小孩使用方言的机率就更大为提高。

其实从华人对待华语的态度,有许多面向是有值得探讨,例如在这种华语功利主义选择下,独中招生也倾向升学主义当道,所以如今的华教运动诉求已鲜少再看到文化理念(华人传统)或公民理念(学习母语是公民权利)的新论述,所以如今华校广受欢迎,到底是华人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或是语言只是个功利性考量?这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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