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是槟城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刘镇东 新著 《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的推荐序，由出版社“众意媒体”特约刊登。

很高兴有机会，先读完这本《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在大马政治日趋充满变数的这个关键阶段能否主导议题，已成为争取可持续民心民意的赢的重要方法之一。毕竟，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民智渐开的信息化时代，要持续变革（change）的动力，除了要善用客观的“势”，和驿动的民心之外，也需要文明式的说理，让势、理、情相互推动，才可能产生更大的、可持续的综合效力（synergy）。

通观本书，给我的印象是，这是本力图以“文明来说服人民”的文理并茂的文集。比方说，在谈到国人最关心，但除了叹息，又是叹息的治安问题时，作者写道：“警察没有改革，是最重要的因素，地方政府没有负起打造安全城市的责任，也是主因，但无可否认的，底层劳动阶级薪金太低，也是导因之一”，因为“它把社会的最底层逼向墙角”（见第2页）。这种治安恶化观，显然是较全面的。

至于何以一向以稳定发展为治国口号的国阵，在执政50多年以来，在1100万劳动力中，依然有400万人的月薪低于贫穷线（见第13页），就涉及了发展公平与否的事宜。实则，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恒久主题。

经济学不能跟政治二分

此书称为《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是挺有意思的。本来在20世纪之前，在西方，有关经邦治国、经世济民、国计民生的学问，是通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直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才正式脱离政治经济学，自成傲视其他社会与人文学科的独立的显学。只是，经济学虽日趋精致化、数理化，但也免不了走上过度抽象化、理论化的窄路，以致于英女皇也不禁在国会里问“何以经济学家无法预测2008金融海啸的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与经济本来就是形影难离的，在法治不昌、司法不到位、权力独大的威权社会，党政不明、政企不分，甚至政法不离的体制，更是权钱交易，以权谋利，权力与钱力发荣滋长的温床。

就大马来说，其政治经济的显著特征是：

（1）在政治上，族群主义一枝独秀，甚至发展到族群主义摆中间，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人权、法治放两边的极端状况。

君不见，行动党只不过在砂州第十届州选举中多赢了6席，马哈迪便说，行动党在大搞种族主义，在分化国民团结。《马来西亚前锋报》的社论更干脆提出“一个马来族，一个土著”的口号来对抗其所谓的华人大团结。对于“白毛”与其家族朋党所稿的滥权、与民争利、企业垄断等一概不提。这样的“偏见”也未免令人叹为观止。

（2）在经济上，聚焦于使少数权贵、朋党快速致富成为暴发富，而置国计民生、利国便民、国家竞争力于不顾。本来新经济政策（NEP）的显著目标是，重组社会与不分族裔地削贫，可实际上，却被少数有权有势的权贵骑劫为劫贫济富的不当手段。实则，早在30年前，一位研究大马经济发展的外国学者Mehmet便指出，新经济政策已致成了一个由政、官、军、宗教与皇族精英组成的分配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

也有人指出早在1980年代，NEP已从一个左倾政策转为右倾政策。发展到马哈迪执政时，依我看，可说是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外衣掩饰下的权贵（朋党）资本主义。客观地说，一些有门路的非马来人，也成了整个分配联盟的组成份子。可以说，各族的上层间，也存在着一个跨族群的阶级性分配联盟。

（3）族群主义与挑选暴发户的行径，自也不可避免地致成了一个专事“造租、”“设租”、“分租”的寻租阶层（即一个不事生产却巧取夺豪与暴利的寄生式食利阶层，见第4页，东字典）。

为了保权保位，这些寻租阶层也出於私利，而致力于以族群主义来钝化因贫富两极化所引发的阶级矛盾与民主化动力。这些既得利益阶层从不谈自由、民主、人权、社会公正、公平发展、透明治理等，而仅一昧玩弄什么“华人威胁论”、“以华制华”、“以巫制巫”、“马来人若分裂就会沦为奴隶”等，缺乏高尚理想优质的族群动员（ethnic mobilization）手段。

族群策略抑制大马潜能

试想，这样的歪理行得通的话，大马又怎么可能成为进步的文明社会？本来作为一个多元文化、语文、宗教的多元社会，大马也需要发展出一套讨价还价的议价政治文化（bargaining political culture），这种议价文化，本有助于塑造出一定程度的共识。可惜，由于缺乏一高尚、富有人权理念的指导思想（如美国宪法中，人人生而平等，且享有某些不可被剥夺的权利的高尚理想），这个议价的机制，遂成了上层阶级与既得利益者自我巩固的族群主义策略，进而抑制了大马的潜能，使大马难以发展为一个卓越的国家。

实事求是地看，大马本是个得天独厚的多元族群国，不但享有绝佳的地理优势，从英人继承了一套现代制度，也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如石油与天然气（到2010年底，已知储量为石油58亿桶，日产约53万桶，天然气85兆立方英尺，日产约97万桶石油当量的天然气，个别尚可开采约20多年与30多年，只是，国内使用量也渐与产量等量）。

按理说，从这样优越的条件，本可早就进入高收入国行列，可我国却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10多年，而不能脱出。我国面积世界名列第64，人口第45，由外资主导出口名列第23，国内生产总值GDP名列第40，可人均收入却名列第77名。在2009年，人均收入为美元6.764，离高收入国的最低要求美元10.726尚有好一段距离，且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很不平均。

国阵无法自拔于权力结构

若要在2020实现高收入国愿景，基本上有两个方法：一为继续举债搞大型基建与让人民更易透支消费；其代价则是债留子孙与迟早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使高收入变得有形无神（被抵消掉）；另一个方法便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把依靠高人力密集、高耗能、高资本推动的经济转型为知识技术、创意密集型的创新经济。只是，要实现这创新型经济，则涉及了根本的制度与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

实则，提出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NEAC）也有提及，消除寻租是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是，考虑及巫统/国阵的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的“绑桩”与恩庇（Patronage）政治，纳吉也只好知难而退（可参考书中有关《赤字预算与圣诞老人》，见第21页）。

伸言之，根源在于权力结构，而巫统/国阵的权力来源，又与我国族群主义特色的选区划分、行政权独大（Executive Dominance）、国会职能不全、选举制度、过度中央集权的联邦体制（立法、行政、财政、教育、警务等均高度中央化）、司法不独立、恶法如内安法（ISA）、官方机密法（OSA），主流媒体受控的等有因果关系。

权力和平转移才能够改革

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若想拨云见日，拨乱自正，只能靠选民用其神圣的一票来使权力和平转移。不论任何个人或群体，只要长期把握住不受有效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权力，均免不了会被腐化，这是人性之常，无关族群、种族 、宗教。我国需要有更多的各族公共知识分子，从人性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启动大规模与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才能有效建立可保障全民的法治（Rule of Law），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去中央化公民参与，公民一体感，以民为本的公平发展及合乎人性的宣居社区与城镇。

若持续族群主义摆中间，人权、民主、法治、社会公正、公平发放两边的既有政治经济格局，只会加速大马的菲律宾化，不但成不了合理的高收入国，反而会沦为贫困普遍，严缺体面就业（decent employment）的高人才与劳动力输出口；而严缺体面收入就业机会的结局，也将使占人口高达68%的东西马土著（尤其是年轻一代）成为最大的受害群，进而言之，由于人口占多数，注定绝大多数所谓土著只能享有一般的、正常的国民待遇，而非特殊的排大众的特殊待遇。显见，他们得着重能力培养（capability building）而非特殊待遇，才能避免被全球化所边缘化。

有道是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此书无疑可成为大马人思想观念转变的佳作，它是本以跨族群的视角来就事论事的国情普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