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伟棠

香港人曾一度自豪地称自己的城市为“抗议之都”，又称“投诉之都”，抗议或者投诉，都是公民权利——行使这种权利的公民，在某政府眼里就是“刁民”，南粤多刁民，香港独承之，这的确值得自豪。不算省港大罢工，抗议之都从六七“暴动”、反对天星小轮加价开始抗议，到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争取中文合法化运动、保钓运动、金禧运动等，开始变得专业化、运动化，到八九六四演进到最大规模，九十年代以降，抗议变得日常化，逢周末几乎都有游行示威，2005年的反WTO运动又带来一变，抗议变得更有想象力，更年轻化。

在这样的背景及核心需要中，香港的流行音乐和民谣，开始不自觉或自觉地承担起为抗议发声甚至引领抗议的作用。前殖民地政府改革前的管治下，中低阶层华人社会民怨沸腾，以至于粤语流行曲刚诞生就与“靡靡之音”的国语流行曲相左，明显更贴近生活而不是幻想。

粤语流行曲真正有创作独立性的歌手，乃是许冠杰，七十年代率领粤语歌曲占据歌坛的主流地位，除了因为使用香港人母语创作，其内容的本土化也功不可没。许氏兄弟的创作与他们本身所出的西化中产家庭关系不大，却紧贴香港中低下阶层生活，部分歌曲甚至带有强烈的左派色彩、抗议诉求明确。最著名的有《半斤八两》、《加价热潮》、《卖身契》，用语“低俗”泼辣，针砭时弊，为当时深受资本剥削和物价通胀双重压迫的打工仔阶层热爱。这些歌曲的诞生，固然和唱片公司的营销策略有关，但也不可不说是许冠杰等七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受西方六十年代左翼思潮影响，他们的歌词去除哗众取宠成份后，很接近美国蓝领民谣，他们的音乐许多直接取用五、六十年代的早期ROCK & ROLL名曲，从身体节奏上营造出强烈的煽动性，也是音乐的另一种解放功能。

当时与许氏兄弟音乐风格相近的还有泰迪罗宾和花花公子（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乐队、温拿乐队等，但内容的激进远差于前者。遗憾的是，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社会富裕程度上升，同时带来低下阶层“香港梦”的造梦潮流，流行曲中的愤怒、抱怨成分息微，靡靡情歌及励志歌曲一统天下了。然而，就在这样无可救药的腐败氛围中，“黑鸟”横空出现。

黑鸟乐队是整个香港抗议音乐史最重要的一支乐队，创始人郭达年与Cassi，最早始于1979年与左翼前卫剧团“民众剧场”的演出，1984年出版第一个作品《东方红/给九七代》，他们的立场是无政府主义，从作品名字可见他们对极权的反讽和与大时代中香港命运的紧贴，八九六四之后他们出版的作品《民众拥有力量》震耳欲聋，出离当时反映六四的流行曲的悲情，直达六四运动的人民抗争本质。黑鸟以大量的创作、现场演出以及地下出版物《黑鸟通讯》，对那一代香港叛逆青年文化造成巨大影响，其接近Patti Smith的知性庞克音乐风格，对某些地下乐队也有影响。

1999年黑鸟宣布解散，但郭达年等人依旧活跃在香港的社运前线。2007年他们出版了《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唱片加书和唱片合集《BODY OF WORK1984-2004黑鸟全集》，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可视为香港抗争文化的“野史”。

与黑鸟同期稍后的前卫音乐单位还有彼得小话、盒子，他们的艺术水平甚高，但影响基本局限在实验艺术的圈子，对一般音乐受众和社运几无影响。相反，能与黑鸟的 反叛、社会介入发生呼应的声音出现在主流乐坛，八十年代末开始的乐队热潮，其中最重要的两把声音：Beyond和达明一派，在成为潮流宠儿之余，没有忘记摇滚乐的社会责任。

Beyond 的反叛性在另类文化界看来也许非常保守和主流，他们的音乐倾向流行金属，歌词大而化之，触及一些普世价值（如《AMANI》），直到与填词人刘卓辉的合作，才出现了《长城》、《大地》等具有深厚历史感、反思和批判性的作品。但Beyond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当时无人能及，起码树立了摇滚乐相当于“乐与怒” 这一观念，怒则发声，这就是抗议、抗争的基础。

达明一派和黑鸟的尖锐直接非常不同，但他们的意义相近，就是拓阔了抗争文化的光谱。在表面的摩登形象掩盖下，达明一派其实与香港前卫艺术——尤其是进念二十面体关系密切，在后者的影响和需求下，达明一派创作出大量张扬另类权利的歌曲，比较突出的有，与周耀辉等词人合作的暗示争取同性恋权益的歌曲、反核歌曲、政治讽喻歌曲，歌词的敏感与音乐的华丽颓美恰成一体，在抗争文化中树立起另一种美学：温柔的反抗。达明一派的风格孤高脱俗，对底层没有煽动性，但却开启了反叛文艺青年的万花筒：让这些香港未来的中产也能意识到抗争的必然性、抗争的多元性，比如说同性恋议题或反核议题下，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承受的也许是同样的压力。

在九十年代，黑鸟的直接继承者，谁也想不到，是黄秋生。黄秋生是摇滚迷，他出版的几张专辑如《地痞摇滚》等深受黑鸟风格的影响，他甚至多次与黑鸟同台演出。因为黄秋生的公众明星身分，他的音乐传递的讯息能更直接进入某些与社运绝缘的耳朵里。黄秋生一时还成为粗口摇滚的代名词，与他同时享有这声誉的是Hip Hop乐队大懒堂LMF，粗口是愤怒发泄的方式，同时也象征了底层、草根的立场，更成为传媒的关注焦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抗议音乐的一种正面力量，乐队也 希望受众超越表面的粗口与泄愤，关注到内里表达的青年人困境与不满。更主流的说唱乐队还有一支“软硬天师”，他们更为接近摩登文化，消费后者之余尚能带出 对社会异象的嬉笑怒骂。

九十年代中后期，受NIRVANA等美国Grunge音乐影响，香港的音乐稍有复兴迹象，但多流于发泄青年力比多而已。唯一一支昙花一现、但富于政治激情的乐队是“午夜飞行”，由原来的香港电子音乐实验者Simon Ho组建，他有明确的民主派立场，午夜飞行的歌词有鲜明辛辣的政治讽刺意味，配合简洁直接的庞克曲风，很适合抗争歌唱。Simon Ho后来仍回到实验音乐，做出了很具水平的极简主义作品，但放弃了庞克的直接激情。

九十年代末，“噪音合作社”及其在“零零年代”的后续团体“迷你噪音”的出现，意味着香港的抗议音乐进入新的阶段——抗议重新回到抗争的主动性和充沛内蕴，真正接续黑鸟精神。他们的活动方式比起前述与流行乐坛脱不了关系的音乐单位更多了游击队的特性，因此更自由、更犀利。也因为乐队本身就是社运成员，音乐直接出自抗争运动之中，乐队主力Billy所创作的不少关于工人权益和公民抗争的歌曲，与当年黑鸟的《民众拥有力量》一起成为了新时代游行抗争的必唱曲目。 至于迷你噪音在音乐丰富变化上的拓展，更符合新世代快乐抗争原则，亦启发更多样化的意见表述方式，充分证明了一点：想象力的解放与现实解放息息相关。

跟上来的，还有更多的年轻人，my little airport、香港投诉合唱团等。团体诉求虽然不一，但都懂得充分利用网络连络青年文化的优势，歌者与聆听者之间的关系更为互动，他们所开启的可能性，仍有广大未知的空间——这将与不甘于压抑的香港青年同步前进，开始新一轮香港抗争音乐的历史。

注：本文转载自 阳光时务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