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宏祥

1990年大选前夕，董总喊着两线制（参见编注），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眺望20年后的今天。而今天的董总，站在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门口，眺望纳吉莅临出席新春团拜，双手摇摆，期待首相捎来承认统考、或批准增建独中分校的“礼物”。站在2013年的起跑点却超越不了1990年，已是一大悲剧。

NONE 更甚的是，部分人士开始呈现一种病态，趁大选来临之际主动献身准备让国阵以口头承诺贿赂、以空头支票收买，任人上下其手45分钟扬长而去后，只能聊以自慰：这次不光顾不代表下次不会光顾。

这些年来，董总试图在表面上维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格局，摆出“超然”的姿态。把话说得好听则为“让教育归教育，让政治归政治”；但把话说白了，大概就离不开马华公会最常挂在嘴边的“不要把教育政治化”。董总可能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把华教的诉求抛出来，让处于竞争关系的国阵与民联加码叫价，然后董总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诚然，追问“董总在促成308政治海啸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已是徒然。然而我们可以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董总在这个时代以“寄望首相出席新春团拜展开破冰之旅”，去解决华教数十年来的新旧问题？换个方式提问：董总在23年前喊着“两线制”的时候，为的是不是让董总在23年以后，期待首相以送礼的方式，解决华教的难题？

回应后308局势

对比当年悲壮的时代，让人感慨唏嘘的，却是当下的好景。308后，霹雳民联州政府、伊斯兰党籍州务大臣同意“以地养校”建议，拨地让独中发展，然后把赚取的盈利充当学校行政费用。印象中董总并没有积极地借题发挥，施压掌控中央政权的国阵。后来国阵策动霹雳州政变，董总也没有站到最前线，维护这个“因拨地给独中而遭受马来种族主义者围剿”的民联州政府。

倘若2009年霹雳州政变期间，抑或同年4月武吉干当区（Bukit Gantang）补选期间，董总站出来表态，会加剧巫统种族主义者对民联、伊斯兰党，甚至是原任大臣尼查（Nizar Jamaluddin）的攻势吗？也许会。然而，这不正是董总应该思考的问题吗？在不同的时空里，调整策略、心态、定位、格局，以应付变幻中的政局。如果董总当时与淡米尔学校、宗教学校组织连成一线，准备根据需求共享此资源，那个刻意被堵起来的隔阂，是不是可以打破？而政府对独中的资助，是不是能够提升到教育、人权的高度来处理？

但308以后，董总的时间几乎都耗在无止境的内斗。组织内的斗争本属正常，问题在于，斗争是把格局斗大了，还是斗小了。倘若是路线、理念、方向之争，越斗就越明确。如果这些年来的争议围绕在新纪元学院何去何从，偏理商或重人文，笔战即使从报纸打到网络，也必激发社会的思考。假如论争围绕在马来语在独中的地位，不管结局如何，那也是好事一桩。

如果愿意放下包袱，高调邀请国家文学家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到新院授课，扬言培育懂得鉴赏马来诗词的新院生，董总在后308的时局里，会不会让马来种族主义份子跌破眼镜，让人无法再以旧的眼光审视自己？如果董总愿意重申接受、尊重马来语为国语的地位，甚至愿意鉴赏这个语文的优美——那些“保守派”、“死硬派”，是不是可以放下“马来语受威胁”的戒备，并失去限制母语教育发展的理由？

NONE 这是可以开拓的无限可能，反正数十年来巫统精英就是挟着种族主义者对董总的刻板印象，合理化打压华教之举。要改变巫统标签给你的“极端形象”，董总如果懒惰走出去，就唯有在大选前伸长脖子恭候纳吉莅临。

你可以争议“走出去”不切实际，甚至认为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以求得别人的认可。那我们可以维持在比23年前更早的格局里，以致连首相出席团拜，都必须打上“冒险破冰”的大标题。对首相只准寄望不准失望的媒体人，究竟是活在纳吉打造的幻象里，还是自我冻结在23年前的时空中？论族群关系，当下远不比23年前尖锐；论华教与国家教育系统的矛盾，随着中文崛起为国际商业语言，纳吉要向“保守派”解释的，恐怕也是何以儿子取名为“季平”吧？

“冒险破冰”、“豁出去”？大概就是Psy在生命受到威胁之际，回避一分钟捞生的风险却冒险在舞台狂舞12分钟的笑话吧？

被动的安逸

近年来，董总、中文报媒体人的主流思维，是把自己封在一个“超然”的神台，摆出一个安逸的姿态，被动地守株待兔。董总/平面媒体评论人不屑“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民联，动辄害怕遭在野党骑劫，惟对掌控资源的权贵毕恭毕敬，渴望掌权者致伤自己后的抚慰，即便是虚情假意也格外温柔。

董总，或部分中文评论人的理想是左右逢源，希望借着国阵民联两方的恶斗，坐享其成。然而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朝野双方并非在平等的台阶上搏斗。国阵掌控国家机器，发现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则释放资源，承诺、支票如口水般漫天挥洒，力挽狂澜。只要保住了政权，承诺可以推翻，支票可以跳票，重新洗牌，一切回归原位——巫统还是原来的巫统，而董总也依然是巫统眼中的董总。不过就12年光景，莫非足以让我们遗忘1999年大选诉求的教训？再来，民联即使愿意对华教释放善意，但如果抵不过巫统操控的国家机器之攻势，身为在野的政党，也必然步步为营，不会大刀阔斧，让华教问题迎刃而解。

NONE 换言之，越是想做墙头草，华教就越走不出去，因为草只能长在墙头的空间里。当其他非政府组织于2013年1月12日带着各自的议题走进默迪卡体育馆，擅于举办“搭棚示威”的董总却格外沉默，寸步不移。112人民崛起大集会当天的八大诉求，其中一项是捍卫母语教育。我站在街上看着垦殖民高举“赵明福沉冤待雪”的海报、看着追讨石油税的吉兰丹人群经过苏丹街时不忘高喊“捍卫苏丹街”，只能遗憾呐喊多少年的华教、独中、统考，此时此刻却走不出加影，没有走进人群。

华教没有命运的悲剧，但董总有的是性格的悲剧。“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格局，在不断变幻的政局里，越变越小。最后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高墙倒塌，董总手里的华教，究竟要站在哪里？

 

编注：

1985年10月12日董教总联合27个领导机构与联合总会发表《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获得5000多个团体联署，提出了民权运动的构想。12月18日，“华团民权委员会”宣告成立，董总主席兼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署理主席林晃升提出了“两个阵线”的概念，认为只有形成两个足以互相取代的阵线时，当权一方才会更加民主；并拉拢反对党对话，催生“反对党联合阵线”。“两线制”概念在1990年大选前获得广泛宣传。1990年8月18日，董教总决定派员参政，董总主席林晃升、董总执行秘书李万千、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柯嘉逊等27人加入了民主行动党，宣誓“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

 

林宏祥，前新闻从业员。目前为《哈拉卡》、《公正报》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