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一笔之力

从2008年政治海啸以来，我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民主洗礼，动摇的不只是巫统的统治根基，更是动摇了多年来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尤其是对马来霸权的看法。

长久以来，特别是在1969年513事件之后，许多非马来人看待国内政治问题，都是从马来霸权入手。按此观点，我国的政治问题，其实就是族群政治问题，即马来人欺压非马来人。于是，对马来霸权的抗衡，自然就是以族群动员为策略。

举例而言，50年代以来的华教运动、80年代的华人文化建构，其实都是对马来霸权的反制，意即对马来霸权所制定的国民教育政策、国家文化政策的抗衡。滥觞于1919年的马华文学也不例外，作家尝试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回应马来文化霸权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而有所谓的抵抗文学。

未脱离族群动员框架

华社所调动的族群文化资源，不止于此，即便是学术研究，也被纳入族群政治动员之中。以马新史学为例，根据历史学者廖文辉的观察，从70年代末开始，这门学科开始出现研究转向的趋势，史家只关注“华人”的存在，而把“国家”给遗忘，并造成这样的趋势：华族史成为显学，国史研究乏人问津。箇中原因纷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回应国家（马来霸权）对华社的压迫，华社得投入资源去建构相关的史地知识领域。

在马华文学学术界中也有着相似的情况。马华文学论述于90年代开始正式走进学术界的视野，此后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开拓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议题，例如对中国性、表演性的批判，乃至于关于国家文学的论争。

然而，细究其中的论述，基本上都是按照前述脉络下开展的。例如，林建国于90年代发表的<为什么马华文学？>，在该文中鉴定了马华文学所面对的两个巨大他者：大中国主义和大马来主义。撇开大中国不谈，就其讨论马华文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基本上都是从族群对立的观点出发。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论述，无论是有意或无意，都未脱离“族群政治动员”的范围，而成为对抗马来霸权的方法之一。

体认到民主政治问题

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近年来马来西亚经历了许多变化，基本民思亦有所变。而此一改变，有论者尝试以马来西亚1.0和马来西亚2.0来作区分。

马来西亚1.0基本上视马来霸权为非马来人的压迫者，而马来西亚2.0则把马来霸权中的“马来”，具体化为巫统。由此，问题架构不再是族群之间的对立（马来人VS非马来人/华人），而是威权体制与公民之间的抗衡（巫统VS各族公民）。进一步说，马来西亚1.0把一切问题理解为主要是族群政治问题，而马来西亚2.0则是承认族群政治的客观现实之外，也进一步体认到民主政治的问题。

对此，刘镇东的表述值得一引：“此时此刻，我们共同寻求的马来西亚2.0，不只是政党轮替，也是新思维取代旧政府老店的社会设置。马来西亚2.0最基本的功课是，从族群政治动员走向公民政治参与，从最终利惠朋党的种族经济的‘恐怖平衡’说辞跳跃到公平与平等机会、团结互助的共赢论述。”（氏著，《决战在中间》，页XXIII；粗体字为引者强调）

在此，可能会被挑出的问题是：马来西亚2.0是否已经到来了？这问题在505大选无法实现变天之后，尤其显得尖锐。然而，这问题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反之，经过此一挫折后，我们应该追问，马来西亚2.0是否应该成为我们所渴望的？若是，则必须进一步问：即便它还没到来，我们又如何能够让它到来？

公民VS威权体制

毫无疑问，马来西亚2.0是值得期许的，它的力量在于，得以让全体马来西亚人民摆脱威权体制的束缚，并打破统治者继承自殖民者的分化群众的手段，从而突破族群政治的宰制。即便不以全民为思考点，从比较族群本位的观点出发：在华人比例越来越少，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并不会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族群动员的策略，绝对是一条死路。另觅他途是绝对必要的。

既然马来西亚2.0之追求是合理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让它到来”？

对于这个问题，在505大选民联无法取代国阵执政之后，部分人因此意兴阑珊。当然，另一方面，仍有人不懈地讨论着它，乃至具体化于实践中。

我想，既然马来西亚2.0是合理的追求，而马来西亚2.0的关键定义（按照刘镇东观点）并不在于“换政府”，而是“换脑袋”（新思维），而此新思维指的是颠覆过去马来霸权VS非马来人的认知框架，而重新确认为威权体制VS公民，则我们在思考“如何能够让它（马来西亚2.0）到来？”的问题时，就应该以此为方向。

当我们把问题的解决方法确定为这个方向，则它也意味着一切过去作为非马来人/华人的族群政治动员的资源，都必须重新调整为以公民政治参与为策略。由此，也就引出本文所关怀的“马华文学论述2.0”的问题。

马华文学论述2.0的任务

如今，摆放在马华文学论述面前的，是两个问题：如果说马华文学论述1.0指的是把族群政治动员视为一种论述策略，则下来要问的是：它是否有必要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进入2.0时代，而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方法？或者说，是否存在着马华文学论述2.0的可能性？其次，如果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则马华文学论述2.0的任务又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解答不能够仅仅以外在的政治因素需求（要实现马来西亚2.0的目的）为根据，尽管这个理由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也必须顾虑到文学研究其本身的内部条件。故此，我们有必要另外提供就文学研究本身而言所需的理由，来说明其可能性与必要性。

解答如下：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知，文学研究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是互动的，换言之，是互相牵制的。因此，当一方迈入2.0，也意味着另一方必须进入2.0。就此而言，观察近期马华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华文学论述2.0是有可能，且是必要的。试举杨嘉仁的一首诗作说明：

<星期六的衣着必定是黄色>（节录）

星期六的衣着必定是

黄色，一抹淡淡的

我们知道那只能是无力的溪流

只因半个世纪的大河深不见底

睡前的忧虑如水草

传统上，文学中的黄色隐喻，都是指向离散华人漂泊的身世。而华人漂泊到马来西亚，其可悲命运就是面对压迫其文化存续的马来霸权。故此，我们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黄色隐喻，所指向的是马来西亚1.0所认知的马来霸权VS非马来人/华人的结构。

然而，杨嘉仁这首诗却打破了传统的黄色隐喻，使得黄色与离散华人命运的隐喻出现断裂。诗中所寓意的，是净选盟大集会的主题颜色。因此，诗中的政治关怀，并非是对族群政治的批判，而是对马来西亚民主政治问题提出控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察：既然文学生产已经出现变化，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者对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认知出现改变，这也说明了马华文学论述2.0的提出，是有其可能性，更是必要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马华文学论述2.0既然是可能的，到底它被赋予什么任务？

我想指出的是，马华文学论述2.0的任务，不只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解读在新的政治语境下所产生的马华文本，它的任务更是作为一种批判思维，对过去所累积的文学文本与学术论述，做出反思，从而解除掉束缚着马来西亚人民数十年来的种族主义思维。

再思考义山逼迁事件

以下借助两个可供对照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批判的反思性，我所挪用的例子是吉隆坡义山与国家语文局。必须说明，这两个例子跟马华文学论述没有直接关系，但却能很好地指出，马来西亚1.0的认知方式的局限性，从而给我们带来启发。

义山不只是亡者的归宿，更是历史的见证。义山这层面的意义，对华社而言尤其重要，它记录了华社先贤的足迹与生平，因此也被视为承载着华人集体记忆的重要堡垒。例如吉隆坡义山，每年举办各种活动，纪念华社先贤，如族魂林连玉、二战抗日英雄等等。

一个有趣的情况是：在吉隆坡义山附近，有一座雄伟的建筑物，它的名字叫国家语文局。这是推广马来语言、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堡垒，是马来民族主义的象征标志。

因此，从地理位置来看，就形成了一种张力：一方是死者归宿之处，隐喻了其生死存亡的挣扎境遇；另一方，其建筑之雄伟象征着其富强，是生者实践民族目标之地，而此目标往往被视为压迫前者——意即建构一个单一语言的民族国家。

进一步加深人们对此压迫结构的看法是，吉隆坡义山曾于90年代末爆发逼迁事件，而此事在一般华人眼中，被视为是马来人政府的所为，而把它定位为其中一个族群命运受到压迫的案例，因此才会有不少人呼吁华社必须团结一致，力保义山不毁，更有人召唤族群集体意识，要大家发挥捍卫三宝山的精神。

至此为止，我们的理解都是从族群政治出发的。接下来所揭示的，正是族群政治作为认知方式所无法认知的面向。

忽略族群之外的因素

一般人很容易忽略，当年遭遇逼迁的，不仅仅是华人义山，也包括就在国家语文局对面的日本人墓园、罗马天主教徒墓园，还包括更为弱势的印度人、锡兰人。更加重要的是，据说逼迁并非（马来）政府全权主导，而是政府与私人发展商的合作计划。在这政商关系中，当初支持义山搬迁的人，还包括了华人在内。

同样的，国家语文局以推广马来语、巩固马来文学作为国家文学的根基为己任，但是它所设立的图书馆，不仅仅收藏向巫统靠拢的马来右派书籍，也包括了反抗巫统霸权的知识分子的著作，例如鲁斯旦沙尼（Rustam Sani）。

换言之，以马来西亚1.0的认知形式来看待国家语文局与吉隆坡义山的张力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它忽略了在我这一边，除了华人是受害者，还有其他比华人更为弱势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它也忽略了马来人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异质性、内部存在着张力的群体。

如果上述所讨论的都可以接受，则我们可以这么说，马来西亚2.0的新思维就是要突破马来西亚1.0所设下的种种局限，而这一思维也应当为马华文学论述2.0所吸纳，而使马华文学/论述成为公民参与的一种方法。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是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