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早，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是源自于美国1980年代的环境运动，少数族群社区起身抗议，因为大部分的垃圾场往往设置在他们邻里。白人的消费，却成为了黑人的垃圾，这明显反映了美国社会根深柢固的种族歧视。

随著环境正义口号的出现，黑人的民权运动与中产阶级的环境运动开始汇流；更重要地，它明确地点出一点，风险通常是由社会上弱势群体所承担的，也因此，追求环境保护的努力不单只是为了爱护地球，也是一种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实践。

    

在台湾战后迅速的工业化后，1970年代以降陆续出现了反污染抗争。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股抗争风潮被媒体称为“自力救济”，在党外运动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介入下，本土的环境运动终于诞生，成为解严后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近三十年的台湾环境运动历程中，“环境正义”并不是常见的诉求，尽管有些学者试图从美国引进这个概念。尽管如此，在一波波环境运动背后，常见的情况是弱势者沦为污染受害者，他们保卫家园的抗争也是具有社会正义的意涵。

    

在长期一党威权主义的统治下，被污染的经验是被压制，受害者被剥夺了发声的管道，也无法进行结社组织，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重要地，国民党政府积极主导工业化，促进经济成长，是为了维持其统治的正当性。

当“反共复国”的客观可能性消失了，“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成为国民党拒绝民主化的唯一借口。在强烈的政治目标主导之下，环境破坏与污染成为执政者特意忽略的。就以1970年代的“十大建设”为例，在过去几乎台湾每个学童都背诵过其项目，它即是被用来美化“大有为政府”的宣传口号；但是被忽略的是其隐藏的环境代价，尤其是核能发电、石化工业、大炼钢厂等项目。

    

因此，当1987年的戒严令一解除，烽火遍地的环境运动也意味著以往默默忍受的受害者要求公道。举例而言，解严后不到一个月，后劲居民就开始围堵高雄炼油厂的西门。他们反对的是中油要兴建的第五轻油裂解厂，但是更重要地，这场后来持续了三年半的围厂运动，正是要表达后劲人四十多年被石化毒害的不满。

同样地，1987年底，兰屿的达悟族也发动“驱逐恶灵”运动，抗议政府将核能废料放置在他们的岛上。在先前，政府用兴建工厂名义，来欺骗他们；等到威权控制消弱，原住民再也无法接受这种赤裸裸的环境殖民。

    

环境与政党

    

台湾环境运动在1980年代的历史登场，也正好遇到了反对运动筹组民进党。环境运动的兴起，意味著无法享有经济成长果实的受害者开始集结组织，同样地，台湾的民进党也代表广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台湾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亲近性。

1986年创党的民进党在党纲中高举反核的旗帜，在后续的贡寮反核四运动、宜兰反六轻运动、反高尔夫球场运动、反滨南工业区运动等重大案件上，民进党政治人物都涉入颇深。

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环境运动与民进党总是纠缠不清；然而也是这个时期，民进党的菁英开始想要扭转“反商”的草莽形象，试图与环境运动保持距离，建立与财团企业的友善关系。1996年台湾绿党的成立，即是意味著有些环境运动者已经无法接受民进党向中间的转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民进党执政的2000-2008年间，逐步与环境运动者疏离，在环保与开发的价值天秤上倾向后者，也不是令人意外的。在2001年，经历一番政治恶斗之后，民进党决定续建备受争议的核四厂，后来也同意了一系列的追加预算。在台塑大炼钢厂、国光石化、湖山水库、中部科学园区第三期、苏澳花莲高速公路等案件上，民进党也受到了环运人士的严厉批判。

尽管如此，政党轮替仍是让运动者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体制，参与了某些的决策管道，这对于台湾环境运动带来极大的助益。因此，在2008年国民党重新取得执政之后，环境运动知道如何操作环境影响评估、行政诉讼等体制内方式，能向政府施展更大的压力。

    

尽管执政经验使得民进党转趋保守，但是八年在野却没有使国民党改变其传统上“重开发、轻环境”的立场，因此，在2008年之后，重新执政的国民党引发了新一波的环境运动风潮。举例而言，在福岛核灾之前，马英九政府甚至想要加速核四厂的兴建，作为“民国百年的贺礼”。

在这个格局下，国光石化案从地方性议题演变成为全国关注的争议，在2010年底一场在台北进行的大规模保护湿地的游行，吸引许多都市中产阶级的参与。最后，也由于民意普遍转向不支持，马英九总统甚至以亲自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宣布放弃国光石化案。

    

从本土到国际连结

    

在以往，台湾的环境运动充满了很强烈的本土色彩。在1986年，当鹿港小镇集结起来反对美商杜邦公司设置二氧化钛厂，他们提出来强而有力的口号即是“我爱鹿港、不要杜邦”。

在往后随著环境运动的成长，地方认同的诉求也就蔓延到全国各地面临污染威胁的社区。在1987年，萧新煌教授出版了一本《我们只有一个台湾：反污染、生态保育与环境运动》，书名即很精确地掌握那个时代的氛围。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环境运动与本土认同的汇流是有迹可循的，原因在于台湾的民主化不只是使得各种反污染抗争更有力量，也逐渐扭转人民的国家认同，从旧政权所颂扬的中国道统，移转到本土台湾。

顺著这个趋势，1990年代起，台湾的环境运动也出现了社区化的转向，运动者将精力从街头移转成例行的社区重建、环境改造。

1998年兴起的社区大学运动更加深化了环境运动与地方社区的联结，在目前遍布全台的近九十间社区大学，有许多都积极推动环境教育，引导居民投入关心乡土的行列。

    

台湾环境运动有深厚的本土性格，但是这并不是意味著国际因素没有发挥影响，亦或是在地运动者没有跨国的连结。1984年发生于印度玻帕（Bhopal）化工物质外泄惨剧、1986年的切尔诺比尔（Chernobyl）核电厂爆炸，或多或少激发了环境运动的起步。台湾的反核运动者、反水库运动者也积极寻找国外的盟友，并且引进最新的运动论述。

    

但是不可否认地，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使得本土运动国际化的程度是比较不足的。主要国际性环境组织长期以来在台湾没有分会，而台湾政府也没有参与各种国际环保协定的讨论或签署。

就以气候变迁的议题为例，由于其架构由联合国所组织的，台湾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巨大漏洞。环境运动者就指出，如果依据土地面积来计算，台湾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很可能是世界第一；但是很可惜的，本土公众对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与关注是不足的，而执政者也往往以“总统不穿西装”、“校园无肉日”等肤浅的方式来推动其所宣称的“节能减碳”。

    

台湾的环境运动具有深厚的本土社区基础，相对之下，国际性的联结是较为薄弱。随著1990年代开始，台湾的资本开始大幅移往土地成本与劳动成本较低廉的中国与东南亚，带来新一波的污染跨国输出，环境运动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本土业者在国外所制造的环境破坏，是运动者较少关注的，也无能力监督的。在中国，由于维稳的政治压力，真正的环境运动组织很难生存，更遑论与台湾相关组织合作。但是在东南亚，情况则有所不同。

在1998年，台塑将汞污泥运往柬埔寨，导致工人死亡与集体恐慌；在那时，国内的环境运动者也前往当地进行独立调查，算是一个重要起点。在晚近，国光石化公司在国内投资的计划失败之后，决定转往马来西亚设厂，同样招致了居民的反弹。台湾的运动者也自发前往，与当地人士交流“反对国光石化”的经验。

    

大马国光石化案很可能是一个转捩点，引发更多的台湾环境运动者将注意力提升至国际层级。毕竟环境正义的诉求是不可能只在一国之内实践，政治疆域界线都是人为的、任意的，但是免于污染的迫害却是全人类的共同要求。

何明修，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劳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等。主要著作有：《社会运动概论》、《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四海仗义：曾茂兴的工运传奇》。

编按：本文原刊于《当代评论》2012年第2期，感谢林连玉基金慨允转载。

何明修应隆雪华堂邀请，将出任“民主治理与公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嘉宾（2013年10月26、27日）。《当今大马》中文版与KiniTV为合作媒体。欢迎对政经社会变迁、公民社会发展有兴趣之民众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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