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不算技术

德国思想大师哈伯玛斯于2010年曾被冒名发出推特，这引起当时的哲学部落格世界一片议论。“难道大师准备要以140个字或更少来解释他的政治伦理学说？”《金融时报》杂志戏谑的说。当被问及此事时，哈伯玛斯说，他气愤的是传发者的身份是捏造的。

哈伯玛斯有关“公共领域”的概念虽于21世纪初前五年已被学者广泛用于理解互联网的政治意涵，可是，哈伯玛斯对它却一直保持着缄默，直到2006年在一次会议的指导演说中，他简短的评到：

“互联网确实为平等社群的草根作家和读者的活动注入活力。然而，以电脑为中介的网络通信只能做到颠覆独裁政权对公共舆论的掌控与压制。在自由的政权底下，网络上上百万分隔的聊天室只会塑造大量以特殊事件为凝聚的分隔社群。而只有当有素质的报章和政治杂志等所报导的事件成为焦点时，网络使用者才围绕着这些焦点做评析与论辩，才让网络发挥出政治对话的功能。”

不适于凝集注意力

在《金融时报》杂志的访谈中，哈伯玛斯也说，网络的离心力释出大量无政府状态式的通信交流，不适于凝集公众的注意力，因此无法塑造“公共领域”。

哈伯玛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为公民能自主和无约束沟通的空间或场域。在此场域，公民获得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的保障，就公共利益之事理性构通与论辩，从而形成“公共舆论”。

既然公共舆论仍由众人在无约束和理性论辩后形成的论述，因此也就拥有着民主的正当性。而这，根据哈伯玛斯的法律论说，可成为法律的基础

哈伯玛斯在沉默多时后，最终“不识趣”的说出了心中的话，将纲络的政治功能贬低为传统报章杂志评论报道的附庸，让拥哈氏或拥哈氏理论者情何以堪？

因此，一些用他的理论来理解互联网的政治义涵的学者反驳说，年长的哈伯玛斯并不了解互联网，因而只将网上的政治论辩说成只是聊天室内的事，而不知道网上还有部落格、邮寄名单、维基讨论（wikitalk）和网上留言版等。而哈伯玛斯在2010年《金融时报》杂志的访谈中也承认，自已没有使用社交网站的经验。

检视改朝换代论述

如今，网络上的连接与沟通已进入了面子书与推特等社交网络占主导的年代，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能否在这些大量的连接与沟通中成形且形塑出重要的公共舆论？或者，社交网络有的只是大量的连接，却极少构通，和更少的理性论辩？

以我国为例，上两届大选所出现的反当政者的舆论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功于互联网的出现和近来社交网络的兴起。如哈伯玛斯所言，我国网络上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做到颠覆我国政府对公共舆论的掌控与压制，释放了民众对政治事务的意见，而助长了反当政者的舆论浪潮。马来西亚政府因而归于哈伯玛斯所说的独裁政权实属不幸。

可是，我国网络上的论辩是否是形成投选在野党的舆论风潮的导因呢？我国的网络论辩是否在某个程度上形成了哈伯玛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因而出现相当一致的“公共舆论”？

以全国为例，范围过大，无法确实的回答。如果将例子缩小，只看华社在505大选前所形成的改朝换代的大论述，较能明确的看到，论述的成形，确实如哈伯玛斯所说般，网络的角色只是附庸，虽然是极重要的附庸。

建基于反巫统霸权情绪

华社改朝换代的论述的形成，主要仍是建立在反巫统霸权的情绪之上。而这情绪是自独立以来，华社在获得不到公平待遇，生活各方面都面对压力，而国阵政权又愈趋腐败之下而形成的。因此，这些社会与历史因素是上届华社投选民联的大论述形成的主因。改朝换代的大论述也曾极为明确的出现在1969年的全国大选，而当时当然还没有互联网。

505大选华社内部形成的投选在野党的舆论之强烈，相信是历屈大选中极为罕见的。大选前一些华社的学者文人因对执政党里某些“清流”予以公开支持而被骂得狗血淋头，和华社民众在选前唾弃马华和马华候选人之心之强烈，多少也能证明这并非哈伯玛斯之“公共领域”的理性论辩之产物。在我国，致少在以华文为媒介的纲络连接，互联网成为释放与加大蕴藏于原有的政治论述后之情感的极有效的媒介。

网络如真的能形成一个可理性论辩的“公共领域”，它所在的社会确实必须有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的先决条件。否则，现实世界中被压迫的一切不平衡都放到网上来释放，如何能做理性的论辩？可是，如一些学者所言，就算是在一个自由的政权底下，像哈伯玛斯论说的理性论辩的场域只怕也极难出现。当然，这并不因此而不能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它是极有价值之事。

李敬添，物理学硕士，私立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