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行动月读

如果你经常逛书展，就算没有参加过几场讲座，也少不了在现场路过、旁观过某些对谈会。比较常见的，当然是些和展商重点图书有关的活动，好比由作者现身说法、推介新书，而且多半在事后有签名会，让书迷与作者近距离交流。我在这里想谈的，是另一种不大相同的活动：以时事、政经课题为主题的讲座。

比如，向来由学乐书苑与久美图书主催的各地华文图书博覧会，就经常举举办一系列的时事讲座。透过他们的面书与宣传数据，我们很容易将这类讲座和较常见的、“新书作主角、作者作主讲”式的活动区分开来：主题一般都是公民社会热烈讨论的议题（像干净选举、反莱纳斯等），讲者也多半是非政府组织代表、时事评论员、政党领袖等等。它既非讨论书业课题的“阅读讲座”或“出版对谈”，更不是最直接最实际刺激消费的“说书讲座”。说得再白一点，它真的是“时事讲座”。

时政与阅读分家的观念

为什么书展要办时事讲座呢？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一般大型书展较少看到时事讲座呢？按理说，时事讲座与书展摊位同在一个会场出现没什么大不了，也许还会有人稍微基进地相信，这才是书展的本来面目。是的，如果读者奉顾炎武那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座右铭，那么书商左手摆书摊、右手办时政讲座不是很理所当然吗？

然而，不管是热心推广，还是纯粹找人做伴，当我们试图介绍这类时事讲座给身边亲之时，多少都有听过“什么？时事讲座？政治对谈？不是书展吗？为什么这样激进”等诸如此类的疑问。姑且不论把政治直接与激进挂钩的读者，为什么会有这种阅读与时政分家的观念呢？

书业内外的因素

不妨从两方面来把握这个观念的形成。首先是来自时下书业生态的内部因素：受限于商业意味偏浓的经营模式，一般读者能在连锁书店、大型书展里常见的书种其实大同小异，多数是流行读物、心灵励志、生活用书、教课书、成功学与企业管理等书类。相反，像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和公共领域比较相关的书类，显然备受冷落。如果某位读者无缘接触其它类型的书店或书展，那当他以为阅读与时政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倒也不难理解。

另一方面，我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里，总会遇上某一类长辈，他们出自不同的理由（比如，相信考好成绩可以改善生活素质、老子教儿子岂可输给隔壁老黄等等），总是用尽办法灌输我们相信“读书是个好东西”。不过，每当他们骂起人时，总不自觉地把阅读当成一种处罚或训斥的手段（还记得“再不听话就去读书”、“搞这么多事做什么？专心读你的书！”云云吗），甚至就连国阵政府颁发一马书券时也不忘提醒，大专生应该好好读书，不要被反对党利用、上街与政府作，对不？

阅读的另一种传统

前者是根生在书业里的主流经营模式，后者是共生在公私领域中的保守教条。两种影响交织之下的阅读世界，其实很难展示出它原本应有的多面性；长期浸泡当中的读者，很容易就忽略了当中的复杂：看书不仅仅是用来屠宰时光的休闲爱好，它同时也是用来改造世界的启蒙武器；阅读除了有温和恬淡、供人陶冶性情的一面，同时也有激烈热血、令人坐不下来想做点什么的传统。我无意将这些面向对立起来（不要忘记很多激烈的行动家本身也可以很文艺很优雅很爱读不怎么实际有用的小说），只是要指出，阅读世界里本来就有着这么一种理想主义传统。

同样，书业里也有类似的启蒙家。比如，刘苏里经过六四天安门事后，创办了万圣书屋，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又比如，位于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奥斯卡王尔德纪念书店（Oscar Wilde Memorial Bookshop），可说是世上第一家公开的同性恋书店，提供与酷儿主题相关的论述，而它的创办者，就是美国五十年代末期著名同性恋平权运动抗争者葛瑞克罗德威（Craig Rodwell）。

换言之，有些书业成员本身，就是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立志要输出知识和普及文化的知识分子；有些书店与出版社，本来就诞生在某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本着“知识即是武器”的信念，为了响应整代人对知识与观念的需求而创立，只是在深度、广度与速度上有高低缓慢之别。

结语

正因如此，阅读世界里有这么一种观点：书店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一部份，能反映出某座地域、某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面貌。我们就算没有传播学或空间理论的底子，也能凭着各自逛书店的体验，心领神会地猜到间中的道理：一座怎样的城市，就有怎样的公民，也就有怎样的需要，从而就有怎样的书商。同理，书展越能反映城市变革思潮、响应时代知识需要，越能获得市民的共鸣与认同。

理解到书业本来就有这种理想主义传统，我们自然就不会对书展举办时政讲座感到大惊小怪了：这不是他们的本份吗？

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