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条中华民族跌跌撞撞走了百年的路。

那是知识份子前赴后继追求的理想新中国。

有些人沿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去努力，结果皇帝被软禁，义士被杀，书生流亡。

有些人推动白话文运动，希望通过改革文学，破除封建思想，引入进步知识。

有些人在铁屋内呐喊，批判旧制度吃人，为病了的中国寻找急救之药。

有些人办杂志启蒙青年，德先生与赛先生走入了传统中国，全盘西化硬碰旧社会秩序。

有些人退守台湾想重新建立自由中国，却在伟大领袖的铁腕下一一身陷囹圄。

有些人搞起民主墙运动，有的人借悼念周恩来要求改革，有的人借悼念胡耀邦反官倒争民主。

有些人流亡海外却心系中国，呼吁六四展开天下围城，有些人计划六四重回天安门。

百年中国梦，简单扼要的说，就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掌权者的权力受到制衡，公民的基本人权获得保障，人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有人吃人的社会。

梦支离破碎，路布满血迹

如今，这个梦支离破碎，这条路布满血迹。

几乎所有谙华文华语的炎黄子孙，都应该听过《龙的传人》这首歌，若将恒久的中国历史缩短成25年，这首歌的歌词应当如此：“25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是的，我说的是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屠杀，近代中国史上最严重的国家暴力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为了驱散和平集会，将拥护他们上台的人民，用坦克车和机关枪无情屠杀，估计共有2000个“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死于六四事件。镇压后，中共当局对学运领袖、学者和知识分子展开大逮捕，将暴力反击与毁坏军队设备的市民处死或判监。那是个黑色的中国，仿佛紫禁城内的暴君再次君临天下。

六四纪念活动受到质疑

25年后，有人忘记了，有人选择原谅，但是正气永存人间，就如黑夜总将天明。香港年复一年举办万人烛光会悼念死难者，流亡海外的学运分子继续从事平反六四的工作，马来西亚的社会工作者也于25周年在吉隆坡举办了“民主殇 . 六四痛—天安门事件廿五周年纪念活动”，成为天下围城的其中一站。

马来西亚六四廿五周年纪念工委会在活动期间接到不少老人家的来电批评，指责工委会不了解六四真相，甘为美国走狗，身为华人却做打击中国之事。但也有理智的支持者来电说：“中国整天批评日本不要忘记侵华与屠杀中国人民历史，中国政府也必须牢记六四屠杀人民的历史。”这应该是对批评者最好的回应，不敢面对历史，拒绝忏悔改正的民族，永远都会被人批评。

今日的中国，已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发展从沿岸扩大到西部，国家领导从谈温饱到建设小康社会，政府储备金为世界之冠，许多热钱往全世界去消费和投资。89民运的热情渐渐褪去，六月四日的天安门广场总是游客多于悼念者。

强大繁荣岂能合理杀人

有者批评，如果没有六四的镇压，中国不会如今日般强大与繁荣。这个假设有极大的思想误区。政府的统治权力来自人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如生命权与言论自由获得保障，这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公民的生命权，以保障国家强大与繁荣而杀人的理由，是违反民主伦理的谬论。

况且，聚集于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所提的要求不算过分，从始至终以和平方式抗争，中国政府绝无武力镇压的理由。让我们回顾六四学运的七个诉求： （一）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宽松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三）要求党、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四）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的限制游行“十条”；（七）对此次活动作出明确的报道，见党政机关报。

七个诉求的主要内容是平反胡耀邦的冤案，国家民主化与透明化施政。对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来说，这些诉求再也平常不过。所以，若中共领导人接纳学生的要求，两方面和平退场，何须至血溅天安门广场的地步？杀人毫无疑问是错的，下令杀人的李鹏与邓小平必对屠杀负上全责。更何况，80年代中国解放军人数估计高达300万人，尚不包括公安人数，难道300万名训练有素的解放军不能和平驱散数十万名和平集会者？需要动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吗？

部分大马华人支持暴行

许多大马华人也持同样论调，但这种论述与国阵和马华长期向大马华社灌输的奴化意识没有两样，“要稳定，不要乱”的口号就是要被统治者乖乖当顺民，任由国阵政府贪污腐败及鱼肉顺民，将反抗不公不义的高尚行动污名化，让贪腐政府永保权势。

部分民族情感强烈的大马华人，维护中共的恶行已到了盲目无知，不可理喻的地步。他们可一方面抨击国阵镇压异议分子及驱散和平集会，另一方面以“国情不同”合理化中共屠杀公民的罪行。

还有一种批评指责学生被外国势力利用，甘愿做美国的走狗，因为外国政府协助学生逃亡及金钱援助海外民运工作。令人莞尔的是，按照这个说法，中共也被外国势力渗透与利用。根据中国共产党官方新闻网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帮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乃至重大决策，都深深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不但是被利用，甚至是主动配合呢。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或马来西亚，作为发展中国家，早期都曾接受西方国家和世界性机构的发展基金援助，按同样逻辑，中马两国也是被外国势力利用及甘愿做走狗咯？因此，最重要还是外国援助的用途，而非无限上纲妖魔化外国的援助。

王丹被保外就医后，中国政府不再更新他的护照，使王丹成为国际难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伸出援手，我们竟然不赞扬反而贬之，这就是文明古国教育我们的“仁义”？战国四君子礼贤下士，为各国知识分子提供餐饮住宿，在中国经典中堪称美事，然而到了当代民主人士身上又是另一套标准。这就是狂热民族主义者的双重标准。

天安门母亲已戳破谎言

有一种论述是完全否定六四发生屠杀，他们用西班牙摄影队拍到学生安全离开的镜头，说明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屠杀。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更说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但是，天安门母亲25年来的调查结果，已经戳破了这谎言，他们至今查获202个死难者身份，其中6人死于天安门广场与周边地区，有些死于附近医院的市民和学生，也不排除先在广场中弹，送入医院后身亡（请参考天安门母亲制作的 示意图 ）。

实际上，若对六四事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知道解放军坦克和军队从多个方向进入天安门广场，碾过市民设立的栏杆和人墙，一路上死伤惨重。抵达广场时，四君子与军队谈判，然后学生投票决定离开广场，而让广场死伤减至最低。许多扭曲事实者就将学生离开广场的画面抽取出来，硬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是断章取义，操纵媒体说出片面事实的狡猾手段。

也有言论批评示威者在戒严期间杀死解放军，他们质问支持六四民运者，为何不要求平反被杀死的解放军？虚构事实者应该对六四事件做些功课先。李鹏于5月20日宣布戒严，距离六四还有两个星期，若戒严期间暴民烧杀解放军，李鹏和邓小平会等到6月3日才下令清场？5月20日至6月3日期间，所有中国内地和外媒的报导，都没有报导过莫须有的烧杀解放军军人事件。到6月3日晚上，解放军全副武装的屠杀下，民运参与者为了自保而反击，也算是正当防卫。

况且，六四事件后，中共逮捕了无数民运参与者，涉及烧毁军车，甚至借出打火机的市民都被处死。这些以暴力反抗暴力的民运参与者已受到制裁，然而杀人的解放军人呢？下令展开屠杀的中共领导人和将军呢？他们不需要受到制裁吗？不幸的是，被杀的民运参与者、解放军都是六四事件的受害者，他们都是中共专制政权利用军队镇压人民，以维护统治精英权力的棋子。若要向解放军讨公道，就必须清算中共的责任，解放军人都是因为李鹏和邓小平而死。

一党专政是中国最大问题

正本清源，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缺乏多党的竞逐权力与新闻自由，缺乏独立的立法议会与司法的民主监督，没有遴选与撤换各阶层政治领袖的民主权利。无论是80年代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官倒现象、改革开放后频频发生的地方官员贪腐及群体性事件，追根究底就是人民无法通过民主机制解决民生问题，少数寡头的领袖为了私利及权欲而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中。六四事件中学生的控诉仅是冰山一角。

君不见在政争中下台的薄熙来与周永康拥有巨额财富？而没有失势及被公开批斗的领导拥有多少财富呢？美国《纽约时报》揭露，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其家族拥有的资产迅速增加至27亿美金之多。形象亲民廉正的温家宝尚且如此，其他的中共高级领导呢？

今日的中国人，需要重新呼唤百年的中国梦，坚定走向争取民主人权的道路，而非让铁腕统治者制造的“大国崛起”安非他命弄昏了头。没有良好民主制衡机制的经济发展将奉行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有权有势的高官与资本家将欺压无权无势的人民，后者虽可从发展中获得最基本的温饱，但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害者。

活得有尊严，活得有选择的权利，活得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是太平盛世的中国梦。胡适的一句经典名言值得一提再提，“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大马华社何要关注六四？

然而，除了声援国际人权侵害事件外，马来西亚华社为何要关注六四？六四对我们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让我拐个弯子来谈。

九十年代末，旅台作家黄锦树与林建国引发了“断奶论”的论战。黄锦树批评马华文学因强烈的中国意识而被大中国所吞并，文学创作必须保持相当程度的纯粹性，他说大马华人没有必要承担中华文化的兴亡。林建国强调断奶之必要，乃拒绝意识形态上向中华帝国靠拢，反对以大汉沙文主义取代学理思考。他主张创作须有自主的人格，向教条与奴役说不，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学。以下是几段摘录以进一步阐述他们的观点：

“写作不能沦为古典中国知性或感性的诠释。（海外）华人的经验是全新的历史经验，新的实在，写作必须以它为主体而不是以中国性为主体”（注一）

“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透过中国性而带入文学的现代感性有其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一洗现实主义的教条腐败气，然而却也在毫无反省、警觉之下让老中国的庞大鬼影长驱直入，几致让古老的粽叶包裹了南国‘懦弱的’米，极易沦为古中国文学的感性注释。”（注二）

“……‘不可断奶论’里还有无可救药的大中华我族中心论……民族主义热过头便是玩命，特别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看着自己的政权血腥地对西藏镇压、对台湾武吓，居然毫无反应，我可不希望马华文学跟这种‘奶水’有什么关系”（注三）

“我们也因为不读书才不知道，法西斯主要来自国族主义过热之害，所以我们也从来不知抑制自己热血奔腾的民族主义，当然也不知道真正对抗帝国主义的武器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民主制度、言论自由与人权。”（注四）

中华文化与民主人权

延续黄林二人的讨论，马来西亚华社作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有必要批判盲目的中国情意结与大汉沙文主义，批判集体目标压倒个人人性的残暴行为，提炼出怀有民主人权价值的中华文化。若说中华文化哺育了大马华社，大马华社是时候对于中国进行“反哺”教育，藉六四事件挑战与冲击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中国，逼使其对屠杀行为负上责任。毕竟，中国虽然是世界经济强国，在民主人权的记录上却是世界的侏儒。

另一个层面上，大马华人社群强烈的大中华情意结，其实是面对种族政策与文化歧视的制式回应，为了自我保护而竖立不被攻坚的中华文化堡垒，某程度上复制了官方推行的单元文化政策。这个现象对我国的民主化也会形成障碍。即便在本地面对种族主义与不公平的待遇，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在马来西亚社会抗争的脉络去解决的问题，以悲情呼唤大中国意识来捍卫文化身份，强调自身文化的优秀与悠久历史，不愿意与本土文化平等对话，继续围城心态而不与其他被压迫群体合作反抗霸权，只会陷入又自大又自哀自怜的畸形心理，找不到和解与民主化的出路。

因此，剖析六四事件与本土华社的反应，可以让我们找到民族情意结的构成与本地民主化的障碍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也是个宝贵的经验。

最后，中国民主化肯定是条遥远的道路，内陆维权人士必须继续从事教育与组织工作，系统的阐述百年中国梦所含有的民主人权价值目标，提供有别于中共的“经济梦”、“温饱梦”、“小康家庭和谐社会梦”。当越多人从事民主志业，路会越走越宽，当越来越多人选择不与独裁者合作，中共专制政权终将垮台。

注释：

1. 黄锦树，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的限度。

2. 同上。

3. 林建国，马华文学断奶的理由。

4. 林建国，再见，中国—“断奶”的理由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