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在抗争中的“临时功能”
【艺文】行动月读
书商开放自家地盘,邀请业外人士前来,举办时政讲座、论坛一类的活动,颇俱主场优势,可说是“主动出击”,不过也有反过来“被动配合”外界活动的时候。
最常见的,应该要数在时政讲座的讲堂门口摆书摊了。这类摊子一般规模不大,大约三两张桌子,展出书本当然和讲座相关,像是主讲人的书本、与讲题契合的论着等等。
【艺文】行动月读
书商开放自家地盘,邀请业外人士前来,举办时政讲座、论坛一类的活动,颇俱主场优势,可说是“主动出击”,不过也有反过来“被动配合”外界活动的时候。
最常见的,应该要数在时政讲座的讲堂门口摆书摊了。这类摊子一般规模不大,大约三两张桌子,展出书本当然和讲座相关,像是主讲人的书本、与讲题契合的论着等等。
众所周知,时政论坛碍于时间有限,且为顾及公众水平,一般避免专深讨论,倾向采取概述、通论的方式,透过启发听众兴趣,希望在会后可以延续思考,这才有可能将公共讨论的生命,从活动的短短数小时尽可能延长。
抗争时的“临时功能”
像“讲座书摊”这种临时安排,便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不应简单地视作“捞一杯羹”式的商业活动。
如果说书商在抗争活动之中的确具备某种“临时功能”,那是否止于在讲座的门口“客串”摆摊呢?似乎不是。至少,就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所及,公众对书商明显有更高的要求。
比如,以苏丹街抗争运动中为例。一般而言,除了食肆、酒店与便利店外,该区绝大部份商店一般都在傍晚6、7点结束营业,其中包括了书店。
要不要延长营业时间?
在2012年“灯佑苏丹街”夜间活动过后,曾有读者提问,当时仍在人镜话社楼下的商务印书馆既然是征路工程的受害者之一,为什么不延长营业时间,以示支持抗争活动?书店当时的回复是,尽管当天如常关店,但职员在下班后都有出席活动。
事实上,“宣传并参与、不过不延长营业”极可能是当时众商家的共同行动模式:参与者很容易在茫茫人海中辨识出的某位老板、某位员工。2年后的新春活动“年味节”则显然不同,主举者张吉安在事前便和多家商店约好当天营业至夜晚,并开放场地进行活动。
彼时已和上海书局合并的商务上海联合书店除了延长营业时间,也提供印制T-shirt和售卖春联的空间。这也许反映了诸商家并不是没有抗争意识,而是对抗争策略的想像不足。
集会当天开不开店呢?
这还只是“要不要延长营业”而己,对于那些身处在抗争核心地区(比方说在428当天被执法单位多面包围、用水炮和催泪弹猛轰的苏丹街、茨厂街一带)的商家来说,最实际的抉择要属“抗争当天要不要开店”?
如果纯粹在商言商,相信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它们停业的决定。毕境,除了与人吃、喝、住这类基本需求相关的店家(比如酒店、食肆等)壮胆营业,还有便于打包、易于移动的微型小贩(通常就是背着一大袋冰水、乾粮)跟着大队做生意外,其它商店在当天营业一来得承担各种意外与风险,二来并不见得有多大利润可图。
同样,对于一家座落在游行大队必经道路边的书店来说,首先阅读不是什么基本需求,而且如果我们假定书店仅仅只是买卖书本的地方,多半还是会得出“还是关店比较好吧”的结论:对于不打算参与示威的读者当中,会有多少人愿意穿越拥挤的人潮来买书呢?
对于本来就要走上街头的顾客里头,又有多少人明知水炮烟弹与官方爪牙(也许)将接踵而来,还会意无反顾地去买多少本可重可轻的新书,增加稍后(可能发生的)冲撞与逃跑的负担呢?
提供一个缓冲空间
如果我们赞成这样的思路,看到书店逢大型示威就闭门一天,就不会感到意外。但友谊书斋似乎不这么认为。在办有反消费税集会的5月1日当天,它选择如常营业,甚至直接在面书上明言“欢迎参加示威游行的朋友来书店打书钉,歇歇脚。”
姑且不论该店是否一早判断当天政府会冷处理集会(所以淡定地如常开店),其文宣亲切招呼抗争公众前来“打书钉”(即看书)和“歇歇脚”这两类非营利性质活动,显然和一般“书店就是买卖书场所”这个观念不太一样,可说是处理得相当漂亮。
换言之,书店其实可以提供抗争群众一个缓冲空间,毕竟示威不可能全天候处于冲突状态,从人潮开始聚集到游行开始,仍有一大段各路人马慢慢集合、蓄势待发的空白,甚至在解散之后距离夜晚还有空档。只要书店愿意抛开“开店即卖书”的计较心理,在集会当天开店,其实在公在私,好处相当多。
游行不管程度激烈与否,人总得要停下来休息、解决三急吧?书店即有泠气又有厕所,肯定是小休好去处。对一家苦苦求存的实体书店而言,单单是引来那么多人潮,其实已是相当好的宣传效果不是吗?书店要是再高明点,就应该捉紧难得的机会,将和示威议题有关的家伙展示出来,既能够为抗争造势,又能方便参与者深入思考。
谁说阅读和抗争没有关系
更何況,阅读和抗争是有关系的。对,不骗你,真的有人拿书本上街游行的。对于那些随身几册的书痴来说,就算是明知要挨催泪弹和水炮,这些家伙还是会带书出门的(他们顶多在防水方面费点功夫,或干脆选一些弄坏、搞丢了也没关系的书)。
比如,香港作家邓小桦在〈书到狱时〉就提到,他在七一大游行被逮捕的七、八小时中,就是靠随身的三本书打发时间。在他看来,书本可说是“被捕三宝”,不然怎么对么对抗警方或因行政效率低、或有为拖的漫长等待呢?又比如,在上个月的泰国反政变示威之中,有一批读者拿着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名著《1984》,走上街头静默抗议。
换言之,阅读除了是书人在抗争和被捕时用来打发时间的消遣,它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反抗形式。不要以为这只是外国人的“进步”玩法,其实在709前夕,一位本地作家便曾号召公众在抗争当天到苏丹街各大书店去买书,并以“买书须知”来调侃当朝政府,相当有创意,同时亦贴心提醒公众可向书店借厕所。较可惜是,当天个别书店没开,无法评估实际效果如何。
结语
不知不觉,半年过去了,距离消费税实施的日子越来越近,书业亦难独善其身。按目前的走势,假使最后真如官方宣称的那样、只有电子书可免课此税,届时肯定会加快后者对实体书业的冲击。
实体书店如果仍要生存,就必须尽快寻找自己的定位,提供单凭电子书业无法取代的功能。善用身处在抗争地域的特点,开放空间和城市改革结合起来,思索可以承担哪些“即兴服务”或“临时功能”,应该是转型的方向之一。
陈沛文,拉曼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平日喜爱阅读,目前在书店兼职,同时也于中学、大专从事华语辩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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