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读本大书

一些华团与学者认为，小四历史课本问题颇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过强调一个种族、一种文化和一种宗教的单元思维，不符合我国多元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国情。

这个问题为什么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这样的历史书写有何种预设与目的？它可以怎么改进？

课本的影响和功能

首先，历史课本是一般人接触的最正规的历史读物。这里说历史课本最正规，不代表它就是最好的。就一般情况来说，它反而是最有问题的。但无可否认，它作为中小学必修课的课本，是人们一生少数会读的历史作品。

何况马来西亚的阅读风气十分低，不多人会主动寻找其他历史作品（能不能找到也是问题），因此课本当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其次，历史书写可以型塑人们的历史意识和国族认同。自历史于19世纪成为一门专业学科起，许多国家的历史书写就和国族主义产生共生关系。历史几乎被理解为各自国族在时代进程中实现伟大使命的过程。

比如，当犹太复国运动在20世纪初展开之时，沉浸将近两千年的马萨达战役（the battle of Masada）之历史记忆随之复甦。这是关于耶路撒冷犹太军事誓死抵抗罗马大军入侵的一场战役。以色列建国后，这场战役被附以犹太民族英勇与维护国族自由的象征，并写入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以凝聚国族、强化其战斗意识。历史提供了人们自我意识、自我认知与发展方向的轨迹，同时塑造其认同。

课本的问题与后果

回到小四历史课本，我粗略算了一下，在150多页的历史课本中，关于马六甲王朝的内容占了45%以上，其中很多是关于马来统治者与民族英雄的介绍；至于其他部分，尤其是被“地方研究化”和“公民教育化”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无法详述），如“珍惜时间”、“我的家谱”、“我居住的地方”等也以马来民族为例来解说。

一些华团与学者因此担忧，华、印裔孩子读了这样的历史课本将无法产生共鸣，因为课本所谈皆与他们的认知与生活有所距离；而且，他们也无法从中找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国家之外，难以形成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

官方典型历史论述

其实，小四历史课本的叙述与中学课本一样，都是官方典型的历史论述。其中，马六甲王朝往往占据内容的极大比例，并且一直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历史的重要起点；马来统治者与民族英雄系谱也会被建立，其人格、事迹将不断被提起。

历史从/如此说起，即可说明马来人一早已定居于此，并建立了相应的统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从中，马来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主体位置，以及以马来统治者为主体的马来主权政治系统之正当性得以确立。

这种挖掘国族起源与传统，以合理化当下存有或满足政治目的的情况在他国也相当普遍，比如19世纪的法国史家就将法国王室的世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特洛伊人；意大利则一直宣称自己为古罗马的继承者。

本质化、排拒性论述

这类历史叙述往往呈现高度同质、整体、直线进化的特性，忽略国族内部与历史情境的复杂、差异与矛盾。比如，近代中国国族主义运动影响下的历史书写就以汉族统治者与民族英雄为主，排斥鲜卑、女真、蒙古与满族等少数族群。马来西亚方面，马来右翼分子则将华、印裔加入大马的历史视为英国殖民政府统治的结果，其涌现是马来民族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因此只能濒于历史的边缘。

官方历史要塑造与确立的，只是所谓的“俗成身份”（conventional identity），也就是由各种自然或者传统因素所界定的身份认同。即便非马来族群以合法、正当的方式取得公民权，他们终究因为不像马来民族那样，与这片土地有“血浓于水”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而无法享有同等的历史与现实位置。

某种程度上，上述现象印证了史学家米夏埃尔（Michael Sturmer）的名言：“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里，谁提供记忆、塑造概念、诠释过去，谁就赢得了未来。”

省思华社的“贡献论”

那么，我们该如何超脱目前的历史书写？或许，德国学者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的问题可作为思考的方向，那就是：历史，到底是政治系统的一项整合工具，还是生活世界里的一种检讨与沟通的资源？

针对这一点，笔者想谈一谈华社对此课题的主要论述，也就是“贡献论”。华社普遍认为，华、印裔对国家有极大的贡献，这些皆得反映在历史课本中，以符合我国国情。

“贡献论”是华社的典型论述，它看似无可置疑，是无需再进一步说明的“绝对真理”，但其实它的提出难以动摇当前历史论述仅欲塑造“俗成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日没有受到检视与挑战，马来族群和非马来族群的主客位置就将继续保留。即便改版的课本列入非马来族群的贡献，它也只会被视为历史上锦上添花的一章，而不是国家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写到这里，就想起马英小说作家林玉玲回忆513事件发生后，其马来同学的一段话：“我们马来人宁愿让马来西亚变回丛林，也不情愿给华人统治。…我们不需要华人。要是没有华人，我们就得过着落后贫穷的日子，我也甘愿。”注一）。

另一方面，当华社亟欲以贡献来得到官方的承认和平等地位之时，它已经变相地巩固了马来人作为国家唯一主人的“现实”——你的忠诚度和平等地位都必须由我承认。

历史的公共用途

因此，笔者觉得，我们应思考如何在历史叙述中兼顾“后俗成身份”（post-conventional identity）的问题，以及重视哈伯玛斯所强调的“历史的公共用途”（the public use of history）。

历史应正视和讨论不同群体对过去的理解，甚至处理类似513之类的敏感议题，以阐明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形式，以及此共同体应享有优先地位的各种价值。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保留对传统的认同，考虑领土、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条件，但同时也要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建立人们超越种族的感情纽带。

这样的历史书写虽然曲折复杂，但相信可以冲击当前本质化、排拒性极强的叙事模式，营造更平等和包容的历史意识。

当然，在这个历史书写受到官方严密掌控的时刻，我们很难期待官方历史叙述，包括历史课本会有飞跃性的进步。但，我们仍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事情，比如审视与批评现有的课本、书写可以反映多元视角的历史著作——目前历史教学的一大问题，不就在于没有够多、够好的研究成果作为课本的撰写依据或教师的教学参考吗（这里跑一下题：小四历史课本的参考文献几乎没有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著作）？

最后，且以台湾学者沈松侨的一段话作结束：“国族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实体，而毋宁更是一个各种想象与论述彼此对抗、争逐与协商的场域。……我们当代的国族历史，当然也可能是更为多元、更为宽容的叙事模式的产物。”

注释：

1. 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台北：麦田，2001年8月，页223。

张康文，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UPSI）中文学程学士，在籍硕士生。喜欢把人、事、物当作一本书来品鉴、批评，关注焦点是教育现象与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