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一笔之力

人的前途本来不是黑暗的，但一些人的生活竟不如一根火柴，因为他一生到死亡也没有照亮过什麽。——威北华，1957.8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那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许多人响应时代的号召，纷纷加入建国的行列，想要以言论以知识以身躯去实践政治理想。上边的引话，摘自马华作家威北华的一本着作《黎明前的行脚》，大体上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为社稷贡献的理想。

威北华本名李学敏，他以另一个笔名鲁白野为人熟知，生于1923年霹雳州怡保，其他常用的笔名包括楼文牧、越子耕等。曾经流浪多地，从怡保到拿乞、万里望、金宝、星加坡、印度尼西亚，在二战结束后重回星加坡。彼时默迪卡口号渐渐响彻云霄，而他也与其他人一样，加入建国的行列。所谓建国，指的是建立一个包括星加坡与马来半岛的马来亚民族国家。

从威北华到鲁白野

50年代初、中期，李学敏以笔名威北华出版了几部文学作品，如《春耕》、《流星》等。同时又以鲁白野之名，出版《狮城散记》、《马来散记》、《马来散记续集》。50年代末，又出版《马来亚》、《印度印象》、《实用马华英大辞典》。1960年主编《马来语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 ）。1961年因病逝世，得年38岁。

从上述的出版资料来看，这样的概括也许是有一定的道理：一如人们所说的，文学创作时他是威北华，史地书写时他是鲁白野。威北华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带有个人的青春哀叹、生命感伤、爱情与忧愁等色彩，儘管有些小说也涉及印尼革命战争题材，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当时主流左翼马华文学论述的注意。在文学创作的观点上，他是主张艺术与现实的结合的，在建国的大时代，更尤其如此。

而就其鲁白野的作品来看，早期涉及马来亚与星加坡的史地作品，在相当程度上为当时处于国家认同转向十字路口的华人（从中国认同转向在地），做了相当重要的心理、历史、地理知识的铺路。有两点必须说明，首先从事类似的史地书写，在当时大有其他作家在做着，可见这是时代的大趋势；其次，这样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可能连他本身也不清楚，因为当时他在文章中提到的“祖国”仍然是中国，“国语”仍然是中文。

马来亚意识与认同

然而，随着默迪卡呼声趋近，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开始把“祖国”变成马来亚，把“国语”改成“马来文”。对于这掌握了一定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而言，单单是认同转移是不足够的，他还得参与到其建设的工程之中。也正因此，他才会有后续的着作出版，开始整理、思考马来亚作为一个处在亚洲的新兴国家，应该如何去迎接时代给予它的挑战。

鲁白野投身入建国大业，主要还是表现在写作上。例如，《马来亚》书序提到：

“我国的独立是来到了，和平建国的日子已经降临在我们被祝福的土地。我们今后的生活重心，将是在建设。我相信，每个热爱祖国的人，都有献身给建设的壮志和热情，让我们万众一心，朝向最美好的方向挺进。”

如何献身给祖国？ “拿起笔杆大力创作” 是他给出的答案。《马来亚》一书，正是他在马新各地报刊如《中国报》、《星洲日报》等，大力创作的其中一个成果。书中分十个章节，前三章尝试建构“马来亚”这个巨灵——透过时间（历史，从史前的马来亚直至独立前夕）与空间（地理，古今天然地形、地理位置的优位性等），为这个巨灵赋予了形体与自我意识。当然，还有这个巨灵的主人，马来亚的人口（华巫印等族群）。书中后来还特别以一个章节的篇幅讨论“马来民族的本质”，说明对他而言，新生的巨灵还只是个雏形，还得加把劲把这个轮廓给弄清晰，把马新当时的两大族群，即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陌生感给拆除，创建一个新兴的马来亚民族。这就涉及到他在《马来语月刊》的工作。这一点容后再谈。

《马来亚》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全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探讨马来亚的经济制度，从土地法、农业状况、矿业生产、贸易等等。其实，在过去的着作，鲁白野已经相当关注经济问题，尤其是马来亚未来的经济结构转型。然而，他也不是一味要求把马来亚建设成工业国家，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而忽略国家的主人——人民的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的意识形态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可见于他对“劳工运动”的讨论：

“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了我国的经济繁荣。但是，在我国早期建设中立下最大功劳的工人阶级，不但没有享受这美好的成功果实，他们流血汗艰苦劳作，甚至是献出生命搏来的反而是悲惨与可怕的辛酸命运。”

国族身份与经济体制

此处所指的，乃是早年以犯人身份与“猪仔”身份被殖民者引进新马的印裔劳工与华裔劳工。当年的劳工披荆斩棘，终日劳苦工作，却只换来菲薄的酬劳，严重被资本家剥削。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会组织或团体纷纷出现，例如1869年创立的北城行，为马新最悠久的工团组织，代表粤帮建筑工友。工运在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鲁白野对此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也寄予厚望。对他而言，工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当然不是搞政治，而是维持工人阶级的利益，改善工人的工作待遇、工资与福利。但是，工会运动却绝对不能够是去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必须时时刻刻关注政治。

“然而，假如工会与政治完全分割开来，万一政府完全为资本家、反动分子，或是伪装的社会主义者所把持，试问将是让谁作为劳工的代言人，在政府内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呢？……我们若要维护民主，要见到马来亚成为一个自由与不独裁的国家，本邦的工人阶级必须发展一个强大与独立的工会运动，因为工会是现代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工会除了作为制衡国家权力的重要领域，捍卫自由、平等、社会正义的价值；另一方面，工会运动也被认为有助于国族身份的建构，也就是透过共同的阶级认同，弥补族群之间的隔阂，使得人民团结一致。鲁白野认为，在马来亚，宗教是无法让人民团结的，文化也没办法做到，但是经济却有这个可能，因为经济活动是各族群共同的社会行为。

“在原则上，工会组织是完全没有种族或宗教信仰色彩的。因此，通过工会运动，是可能促进我国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强有力的工会运动，不但能为马来亚人民谋幸福美好的前途，亦可能催促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我国土地上萌芽壮大，甚至催促福利国家的诞生。”

我们不妨把他的构想做进一步扩充与发挥。如果当代的社会构成体是“资本-国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圆环体系，则马来亚在默迪卡年代取得“国家”的独立身份之后，对国家的经济体制（解决人民的温饱与物质享受，简言之，是生命的基本存亡与慾望的满足部分）与国族身份（集聚各个私人而形成的大众的灵魂，是基本存亡与慾望之外的价值来源）的创设，是鲁白野关注的重点。进一步地说明，国族身份所带来的共同体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平等价值（每个国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促使他对经济体制的抉择，必须是有利于各个国民，而不是特定的阶层，这样的经济体制所指的，就是社会主义。

《马来语月刊》的创办

尽管他非常重视工会运动，但并没有彻底否定或放弃文化的工作。60年代，他接下了《马来语月刊》主编一职，以及编纂出版《实用马华英大辞典》，都是他在民族主义的语言实践方面的重要工作。毕竟，仅有共同的阶级认同，没有共通的语言，一切都是徒劳的。于是，他与阿都拉·胡赛因（Abdullah Hussain，见图）（即备受争议的《连环扣Interlok》作者）联合编辑《马来语月刊》。根据其创刊号，推动马来语作为唯一国语的运动，是因应下述三个情况：一、1957年马来语文与书写大会后，提出了“言语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二、马来语已列入国家宪法成为国语；三、李光耀与其他新加坡政府的领袖鼓励人民学习马来语。在此三个情况下，《马来语月刊》的创办，有两个重大目的，但基本上都可归结为国族建构：

一、 帮助华裔国民学习国语；

二、 促进华裔国民与马来人的文化交流与互相了解。

然而，这样的努力，最终，无论就分家之后的马来（西）亚，或星加坡而言，都是失败的。星加坡大约自1967年开始转向重视英语，马来语作为国语的语言政策被搁置一旁，并于1979年之后推动学习华语运动，这也就是所谓的双语之路了。而马来西亚，在语言地位规划上，尽管马来语作为国语地位牢固，但在实际的情况却不是如此，马来语的舆论界还主要只是反映了单一族群的声音。

新马分家的历史资源

这样的情况，促使我们尝试这麽设想：回头去思考这种种的历史际遇，究竟意味着什麽？新马分家的历史资源，如果仅仅是提供我们用来肯定当下处境的正当性，这样的思考大概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却是许多人在谈新马问题时的直接反应。要么很庆幸当初留在新加坡，不必忍受种族主义的乌烟瘴气，要么则庆幸留在马来西亚，尽管情况很糟糕，还好有个相对自由的空气可以呼吸。

然而，我们若回看前行代的努力，也许要问，为何马新两地必须共同建立一个国家？为何他们参与到国语运动之中？尤其是，为何他们不仅仅参与国内的马来语文化活动，还关注印尼文化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他们尝试着与更大的马来世界接轨、沟通。而今天的我们，是否太过把自己局限在一国之界限、一族之界限、一文化圈之界限内？

我们当然没必要凡事都回顾那个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并以此作为衡量当下的准绳，例如当年的抗争主体是工人阶级，今天早已转移为多元抗争主体了，而我们也不能就此说今不如昔这样的话。换言之，我们不一定非得认同他们，但他们所经历过的战乱、独立浪潮、冷战等大时代背景，在此之下的努力与实践，也许还有值得借鉴之处。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在民间研究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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