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跨界书写

你可能看过这样一张图，看起来是侧脸，眼球稍微偏一些，却看见正面半张脸。这些造成视觉错觉的图片，要传达的意思很简单——人类会被自己的眼睛所蒙骗，我们看到的真相，可能与别人的不一样。

例如马共，不要说族群之间对马共的历史定位会有不同的意见，同个族群之间也不一定全都是同一个立场。我的父亲出身于“黑区”，祖父当年两个弟弟为了躲避征召对抗马共，决定返回他们从未见过的“祖国”，因他们认为共产党是“自己人”。

我的母亲家中有人任警员，在戒严时期被派到文冬，是那些年的精锐部队。几十年后和他谈起马共，他依然对自己亲人死在马共手里仍无法释怀，他认为马共是敌人。冷战时代下的个人创伤，岂是我们能大笔一挥的，决定对或错？

马来西亚经历巫统主导的国阵／联盟政府统治60余年，还未成为一个正常民主化国家，更不用说民主化之后的转型正义问题。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不只是处理过去在威权体制下无辜坐牢、甚至逝去的生命与青春，更要处理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中，个人乃至集体的创伤经验。

要处理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都认同，每一个族群都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彼此互不信任，这样的问题在2005年希山慕丁举剑后，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短暂经历净选盟2.0和3.0令人感动的跨族群革命情感，但一切似乎在民联破局后回到原点，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我们是否曾经做错决定？

不安全感根源在哪里？

谈马来人、印度人或原住民的不安全感之前，我反而想先谈谈华人的不安全感，华人对以马来公务员为首的执政机关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着在野联盟执政几个州政府而降低。经历2013年505选举，激情过后空虚失望的人更多。就如黄进发所说，有能力的人选择移民，没有能力的如果不沉默，就是更多的怨愤与咒骂。

华裔移民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70年代，因为国阵政府更改国民学校的教学用语，从英语变成国语，加上公务部门升迁制度的改变，导致许多专业人士如医生都纷纷移民国外，林吉祥1976年的国会演讲稿就已经提及人才外流，至今30年，什么原因让大家丝毫没有意愿留下来？

因为，不公平。

先撇开集体承受的不公平不谈，伤人最深的往往是个人生命经历的不公平。作为一名独中生，我倒是逃开了在少年时期承受不公平、被歧视对待的经验。在制度偏颇下，多少华裔国中生，看着与自己一样优秀或更优秀的马来同学，在中三就获得机会到寄宿学校重点栽培，接着出国念书，自己却没机会。

考完SPM，成绩差一点的马来同学也被Matrikulasi录取，用捷径方式进入本地大学。剩下与自己一起拼搏STPM的同学，都已经是前面两轮“选秀”没被选上的秀才。更残酷的是，无论成绩多好，比自己差一点的马来同学，好像都有更多机会进入国立大学。

这样的不公平深深地伤害了许多人，多少拥有梦想、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必须承受梦碎的不公平经验？

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

这样的受害情绪，一点也没错，华裔的确是受害者。但是，受害者只有华裔吗？在整个威权体制中，所有人都是一份子，有受体制直接迫害的受害者，有间接受到伤害的受害者。生命中曾经体验不公平、被歧视经验的，实际上不限于华裔。

我们的确看到，马来大学毕业生出来找工作，翻开报纸一找，许多中小型企业开宗明义要求员工一定要会特定语言；或者因为遵循宗教习惯需在工作期间祈祷，而就算和他人同工却不同酬。

印度朋友呢？印裔社会恶性循环大家都知道，酗酒、打人、私会党，最近的电影“Jagat”把他们的问题刻画得那么清楚，让人心痛。现实社会中，就算有好不容易大专毕业的印裔年轻人，到吉隆坡找工作，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要租房给他／她们。不是因为他们付不起房租，而是房东下意识认为他们是高风险群。

在每一个人都有受害经验的社会中，我们如何跟别人说，“我受害／被歧视比较严重，我比较可怜”？为什么要比较谁比谁可怜？

受害者也同时是加害者

更重要的是，除了万恶的巫统／国阵是制度加害者，迫害“我们”，有没有人同时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例如说来自乡下国中，成绩不好，家境不怎么样的马来学生，借了政府的PTPTN，去国立大学念书。他成绩普通，出来就业到处碰钉，最后找到一份与同事同工不同酬的工作，老板的解释是，因为他一天要祈祷五次？他的老板，说不定是当年STPM考得很好，却挤不进本地大学窄门，也没有钱出国念书，升学梦碎的华人？

2004年在马来西亚禁播的电影《冲击效应》（Crash）就是这么一部深刻说明一个人如何可能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故事。可惜，国阵政府大概领悟当中的精华，禁播了。

实际上，哪一个受害者能先看到大家共同的生命经验，就能先治疗自己。

曾经，我遇过一位主动放弃政府奖学金到国外留学的马来同学，因为她觉得成绩跟她一样好的华裔同学却拿不到奖学金，极不公平。因此，她决定放弃不拿，靠父母亲的资助一样念完大学。我们一群华裔学生，无不感动，赞许她的举措。

我窃以为，这就是大家对“进步马来人”（progressive Malay）的想象。一个可以先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看到别人生命承受的不公平与歧视伤痛。回过头，进步的华人又长什么样？我们能跨出自己的舒适圈，看到别人的伤痛吗？还是我们只等别人承认，我们才是受害者？又或者，大家以为，只要是华人，就是“进步的华人”(progressive Chinese)？

谁才是进步马来人/华人

我遇到的那个马来女生，如果不是家底厚，大概也没本钱放弃奖学金，展现她的“大爱”。多少马来人恩泽于新经济政策或其他对他族不公平的政策，而有机会完成梦想。这些马来人不少已是中产阶级，有的成为“进步马来人”，有的干脆不回国了。

但别忘了，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没得到帮助的马来人。如黄进发的说法，他们只是手握一张参与幸运抽奖的票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抽到大奖。这样的人在哪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城市，在每一个小镇与甘榜里。

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汲汲营营过生活。例如我每个月拜访的两个夜市，有一对年轻夫妻，总是带着四个年幼的小孩，到夜市做生意。最近才发现，其实每一个夜市都有他们的踪影，一个星期七天没有休息。半年前，大肚的太太分娩不久，就没看到小孩，我多嘴询问，才知道孩子夭折，但夫妻没有时间难过，他们的生活煎熬，后面还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小孩。

一整条街的夜市，放眼望去，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越过南中国海到半岛讨生活的东马原住民，哪一个不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与社经地位？

火箭支持者是小商小贩

从过去到现在，民主行动党很重要的支持者基础，是小商小贩，这些靠自己双手打拼的经济社群，没有政府保障，也没有优越的经济条件，靠的是自己的实干；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同一条街夜市里的马来摊贩，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一个大家都因为经济拮据、生活过得不好而衍生的不安，以及从经济变成对他者、非我族类的不信任。

马来人为什么不愿意丢掉一张可能永远不会被抽到的幸运抽奖票根？2008年到现在，纵使几个州属换了政府，但是，在野党毕竟没有强而有力的经济政绩，包括一套能说服且深深打动所有人的经济论述。甚至有人坚持，民主行动党的原则就是执政后马上废除对少数族群不公平的政策。

这情况有点像是，我们手上还没有任何可以拿来证明足以取代抽奖票根的替代品，但我们却希望别人先把票根丢掉。票根丢掉了，我们会把一些现金送上，多少不知道，但没有丢掉票根，什么都免谈。扪心自问，除了大爱的马来人，谁理你？

中间偏左政党不妥协原则

选民是理性的，不管什么族群的选民都一样。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要民主行动党妥协原则，民主行动党不需要也不应该妥协任何原则，从过去到现在，民主行动党的社会民主主义都很清楚，我们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我们应该协助所有在霸权底下受苦难的人民，不分族群。

因此我们必须证明或至少说明，怎样的情况下大家都不需要幸运抽奖，也可以得到往上流动的机会。就算再也没有幸运抽奖，也没有人因此向下沉沦。希望联盟的希望在哪里？希望，应该寄托于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人人得以追求并实践梦想，不因霸权统治而被迫经历歧视、不公平的生命创伤。

这个国家半个世纪以来所承受的社会撕裂已经够多了，除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巫统／国阵高官朋党们，每个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作为政治领袖的人们，必须先看到这个社会需要治愈。

这个过程需要每个人先承认彼此的生命经验，承认我们看到的经验、历史，都可能只是一部分。我们需要看到，这个社会的中低下层人民，其实都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份期待，政治人物的责任，是保障他们追求梦想的权利，而每个人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第13届大选中选为柔佛州士乃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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