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观点

Ola Bola:谁的国家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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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札记】

还未到电影院看《Ola Bola》,就已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不少讨论。有人说,抱着看贺岁电影的心情进去,却带着一颗爱国的心出来(犹如当年人们上街找民主,却找到了国家);有人批评导演将历史上这场球赛的造王者做了刻意的置换,原本由华裔射脚James Wong踢进了关键的那球,电影中却换成了由马来人阿里赢得荣耀。

自《大日子》、《天天好天》以来,“全民导演”周青元导演一直打着“本土”的旗帜,下乡捕捉大马美景,以温情家庭牌送出大团圆结局。而这次,《Ola Bola》把贺岁电影必传达的“爱”,从消费家人、情人之爱拉升到国家高度,而观众群已不再限于华裔,着实“全民”。

在“国家”大叙事下,原本在华语贺岁电影中避而不谈的种种现实问题,都被展现于眼前。而《Ola Bola》有没有面对这些问题,抑或仍然选择避而不谈?

政治正确成教条

在“国家”的大伞下,政治正确成为无法摆脱的隐性教条。三大种族组成的足球队黄金三角——阿里、国强、姆都,分别扮演保卫国家的前锋、后卫和守门员。足球运动和军队制度被划上等号:在这场战争里,没有个人,只有国家。

这不禁令人思考,这个国家是什么?它是如何存在于每个个体心中、如何被建造勾勒、如何从视觉影像看到它的形象?通过《Ola Bola》,导演终于顺理成章地将“本土”和“国家”划上等号。

不久前刚离世的美国学者班纳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在其《想像的共同体》中分析民族/国族主义是如何由自认是团体一分子的人民想像建构起来。素未谋面的人们想像自己就是共同体的其中一员,彼此分享同一民族/国族的感觉。

然而,安德森也提醒:“尽管在每个民族/国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剥削,民族/国族总是被想像成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谊。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如此有限的想像,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现实共同体脆弱

这平等深刻的情谊,在奥运、足球、军队里被构想成一份平面、单向(个人对国家)、不容置疑的爱。在此想像共同体中,现实的共同体反而显得何等脆弱,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接触和情感都被扫进“国家”台面下——球队中即使有差异、猜忌、不平等,都不及为国家争光来得重要。

因此,电影中的种族问题被消解——因为我们都吃椰浆饭所以没有隔阂。同时,阶级问题被忽视——即便是富有伐木大亨儿子Eric和一家採椰为生的姆都,也能为了同个理想奋斗。更甚的是,性别问题被漠然置之——将足球比喻为军队,再将之等同于国家,那女性的角色在哪?

女性恐怕连“想像”自己是共同体一员的资格都没有。周国强的妹妹虽成绩优秀,却得为家庭牺牲,也必须为哥哥的梦想牺牲。这也在在证明整个爱国想像背后,仍是由牢固的父权体制支撑。电影并未质疑这点,妹妹的牺牲被合理化,她为了家庭、国家,不惜掏出资本购买消费品(电视),尽个人最小的力量来成就国家的荣耀。

值得思考的是,这个共同体在每个人心中是否雷同,你我他心中的马来西亚也都和片中球队队员的想像一样吗?导演采用绝佳的视觉冲击,让观众俯瞰大马的美——美丽的山河、壮丽的自然、富饶的土地。但是,这片我们爱的土地,和电影中建构的爱国情操和奉献精神,指称的是同一个共同体吗?

足球、军队与国家

足球、军队、国家,这电影中的三位一体,都缺少不了一个集权的中心指令。这自上而下的意识建构过程,往往也将“国家”的想像封死了。这个国家是由高唱Inilah Barisan Kita的各族群建立起来,爱国情操的体现是一首歌曲、一场足球赛、一面飘扬的国旗。

这样的国家想像,不容许个人定义,不允许差异,只讲求绝对效忠。这个国家,和Bersih集会上找到的那个国家,很大可能是不同的,而当权者也必定欢迎这样的想像。

无论如何,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由美国主导的抵制运动获得60余个国家支持,马来西亚足球队因此错失远征奥运的机会。历史上,苏联也在四年后杯葛洛杉矶奥运会,惟得到的支持远不如美国。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始终选择山姆大叔的保护伞,而马来西亚在1963年的成立本也就是冷战体制的产物。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因素中,个人意识始终抵不过国家利益。马来西亚足球队在和奥运靠得最近的时候,却因抵制运动让许多人与梦想失之交臂,事后也仅能轻叹造化弄人。足球队在下半场的奋战,或许可视为对国家霸权的一次积极抵抗。

关键球在谁脚下?

另外,在这张国家想像的拼凑图中,东马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除了砂拉越歌手季小薇(Zee Avi)的醉人歌声,电影也以沙巴足球员James Wong为蓝本,塑造在马来西亚球队格格不入的Eric。其虽符合政治正确的版图,却也刻画了真实面貌。不少网民打抱不平,指最后的致胜球并非马来人踢进,而是华人James Wong,但我认为这个置换倒是个有技巧的操作,并非单纯是华巫裔权力制衡的问题。

电影中,代表华人的角色并不是Eric,而是队长周国强。Eric代表的更是东马的声音,其身在马来西亚的格格不入,情况虽随着时间渐渐好转,但仍处于边缘。再加上他作为资本家后代身份,在普遍不富裕的队员当中更显得突出,也易被猜忌。

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若踢入致胜球,导演在前面铺陈的政治正确版图必将瓦解。而电影里Eric的存在,也仅是作为刺激阿里更努力的配角而已。和现实生活一样,关键球仍是掌握在西马土著手中。与其说这是导演刻意讨好马来人,我倒觉得这样的角色置换凸显了东西马的认同差异。

关键球的这幕不以真实故事为据,明显是经过考量与操作。若要求电影依据史实搬演,难免低估了虚构的力量。在虚与实之间,历史与文学之间,重要的并非找出虚构或真实成分,而是如何在虚构的语境中面对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在怀旧和浪漫的氛围中容易被化约为模糊的面貌,而在国家意识的宏大叙事当前,共同体内的差异也容易成为被牺牲的符号。

 


 

苏颖欣是《当今大马》中文版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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