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南望

反纳吉大联盟和《公民宣言》有民间杂音，主要是对它最终能否触发体制改革存疑。体制改革改什么？答案不一，净化选举、废除煽动恶法、重塑独立司法、肃清贪腐等等都是。不过往大处看，不少迹象其实兆示着马来西亚已一脚踏入政体转型（regime change）阶段，前述的种种体制变革，概言之，正是马来西亚这“半民主”政体蜕变至真正自由民主政体（liberal democracy）所需要的配套改革。

政治学界讲的regime change，不单纯是政权更迭，而是政体变革。极权、威权和民主政体，是三大原型，不难分辨，具体例子有史达林时代的前苏联和当今北韩（极权）、当今中国（威权），以及西欧诸国（民主）。至于马来西亚、新加坡之类的案例，就没那么干脆，可谓“混种”，简单地说，就是既威权又套着一个定期选举的议会民主框架，且政权的正当性最终还是来自选举，虽然这选举远远谈不上公平自由。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对半民主的混血兄弟（还真是同母所生），其“傲人”事迹，就是执政党自国家独立迄今，都不曾轮替过，且转眼之间，竟已维持逾半个世纪。这项纪录令人瞠目结舌，也激发研究兴趣，观点自然不少。不过就马来西亚案例来说，学者共识之一，是族群因素对民主进程的窒碍。

至于新加坡个案，不少西方研究者即便对李光耀很有意见，也难否定新加坡威权但清廉高效的管治模式，还是能说服主流选民以部分自由来换取安稳舒适生活，民意基础依然牢固。

我国已迈入政体转型？

什么迹象足以让我们判断，马来西亚已经迈入政体转型阶段？转型的大背景，首先是一国经济、社会经长期发展后，积淀下的结构性转变。这方面讨论甚多，不过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崛起、城市化步伐、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等，是较常提到的相关概念。

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和城市化，基本上可以摆在一块来看。城镇里的中产阶级，往往拥有双面性格，既保守又向往自由民主变革。保守是因为家有恒产，既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想乱、不愿面对不确定的风险。何况不少威权国家的中产阶级还是当权者工商政策的受益者，不免感恩戴德。不过一旦国内经济恶化、贪腐深重、滥权失控，政治意识较高的城镇中产者，却又往往先乡间民众而起。

另一有趣却不无争议的检视概念，是中等收入陷阱。专研各国政体转型的美籍中国学者裴敏欣（Minxin Pei）上个月到访香港大学演讲，就重提了他爱用的相关论据，简述如下：

专制统治（或广义的威权统治）会导致一国困于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超越。裴氏用来支持该论点的实证数据，就是1960至2008年间，全球仅13个国家能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它们分别是：

(1) 老牌民主国家，即日本、爱尔兰、以色列、毛里裘斯

(2) 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专制转民主的国家，即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台湾、南韩

(3) 拥有法治传统与局部竞争性选举的半民主国家，即新加坡

(4) 拥有法治传统的殖民地，即香港、波多黎各

(5) 产油的专制国家，即赤道几内亚

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裴敏欣想说的，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除新加坡、香港、波多黎各和专制的产油国家外，只有民主国家跳得出中等收入陷阱。反过来说，专制政体极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时垮台，除非它有巨额的油钱为恃。

马来西亚至今仍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既然其混血兄弟──半民主的新加坡也能晋级，它有没有希望？纳吉晚近的系列丑闻案，其实已说明了部分问题：相较于新加坡，这个族群因素纵容下的执政体制，掠夺性太强，不断地从社会窃取过多财富、抑压效率，难以长期维系经济增长。民主化不能保证高收入，但在裴氏看来，民主化却是国家达致高收入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

有了触动转型的时代背景，接下来要探问的，是如何具体启动转型？这方面学界爱谈三件事：政治菁英、时机（timing）与路径（path）。群众的诉求与公民社会躁动，固然是推进的力量，却难以具体操作。关键时刻，尤其是统治菁英内部分裂之际，终究有赖于朝野菁英合纵连横，以寻隙突破。

然而选择在不同的时间点与不同的群体或机构行动，却可能导出很不一样的结局。1989至1991年间，东欧与苏联共产政权土崩瓦解、瞬间完成政体转型，就是学界深爱的经典案例。回头看，不同的改革∕革命时机与政治人物之间的互动路径，究竟有几种历史可能，至今仍偶见议论。

国阵执政菁英有三类

回到当前的国内政局。如果认定人性本恶，也同意无私的从政者终究只是少数，我们或可以将执政菁英笼统归纳为三类：俎上肉、赌徒和共犯。

俎上肉的把柄，给枭雄狠狠捏着，没其他出路，只好乖乖就范，或为虎作伥。这群人可暂且不论。至于赌徒，枭雄既执意不走，他们就需衡量政治抉择的利弊：到底该押注枭雄柳暗花明后全身而退，和他共享富贵，还是跳船保全自己和党的政治生命？传奇远未结束，赌徒们还躲在心灵暗处观望。共犯面对的困局，则最为棘手：已经“洗湿个头”，戴罪立功恐怕还是免不了罪责，不如把心一横、陪着蛮干，富贵险中求。

不过赌徒和共犯，如果有意跳船或从良，就要拿捏最佳时机。过早跳船，甭说确保最大利益，还没来得及对镜头傻笑，就已人头落地。但若迟疑不决，太晚跳船，却会英雄沦狗熊，功劳没份、嘲讽随之，从此难再洗底。

马哈迪和在野菁英联手搞反纳吉大联盟，同样充满赛局理论式的算计。1986年菲律宾或1989年东欧式的“人民力量”变天大戏，是假选项，没几个人真正相信能在国内上演。筹组大联盟，主要还是为执政集团尤其巫统党内的赌徒和共犯们，提供跳船动机。

可赌徒和共犯会跳船吗？目前很难。今年砂州选举的结果，又是否策反的起点？几乎不可能。

没有国阵垮台的想象

执政菁英基本上没国阵垮台的想象。这个超稳定结构毕竟已延续了整整61年，何况巫统牢控国家机器，更有“马来主权捍卫者”的终极意识形态武器。至于砂州选举，不少内陆选民说白了是可以买的，莫说纳吉弊案，消费税等也未必能让选票转弯。改变乡区，显然需要比改变城镇更长的时间。

那好，干脆赖在地上，嚎啕大哭？倒也不必。如果相信时代条件已足以触动转型，当可预见当权者若没善治（good governance），终究无法摆平城镇中产者的躁动。而不少国际上的政体转型案例显示，到了某个点，瞬变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当权者奢望以乡区继续包围城市，城市却会突围。

马来西亚当前的乱局和潜在变化，可与巴西及南非的情势参照，不过限于篇幅，无法再论。赌徒与共犯，尤其青壮一辈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务必三思。

王国璋，槟州北海人，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