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星火燎原

下议院议长班迪卡大动作辞职争取的国会改革，最终在四大改革方案仅获得政府 批准三项 ，却缺了最重要的特别遴选委员会，可说是雷声大雨点小，恐难真正加强国会的问政能力。

今天我想深入谈的是其中一个改革方案——部长问答环节（Minister Question Time）。尽管这个环节允许议员在24小时前提出问题，大大增加了国会问责的即时性，惟这仍远远不足，而更关键的是，首相和部长们有多大的政治纪律和意愿来坚持议会问责，否则所有国会改革只会沦为民主橱窗。

在现有的国会制度，尽管每天会议都设有长达一小时半的问答环节，让议员可以针对政府施政提出疑问和要求解释，但是它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很难发挥问责的效用。

这包括，许多不利于政府的提问，会因为各种理由而被国会秘书处挡下，而且问答环节只有一小时半，不是所有问题都可在国会议会厅里以口头方式提出，负责国会事务的部长有很大的权力可以调动，因此问题的辛辣程度已经大大被稀释了。

国会议员提问的时效性

另一层面的问题则是提问的时效性。根据现有的规定，所有国会议员都需在国会召开前14天就提呈问题，而国会会期可以长达数个星期，因此议员问题登上议会厅，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根本无法处理当下最受关注的问题。即使议员可提出附加口头问题，其范围也受限于原本提出的问题，议员如何在问答环节中插入时下最新发生的重要课题和事件，要求政府第一时间作出回应，极考他们的智慧。

在班迪卡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中，有两点是要回应时效性的问题，协助国会更快处理事件和课题。第一是缩短口头问题的通知时间，由14天减至10天；其中3道口头提问可在议会期间提出，第二就是在周二和周四新设部长问答环节，议员可在24小时前提出问题，而部长将亲临国会回答。

这些时间上的改革虽然不尽让人满意，但和现况相比还是一种进步，极大缩短议员问题呈上国会的时间。不过，正如英语谚语所说，“魔鬼在细节”（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我们目前仍不确定部长问答环节的机制详情，包括问题和提问议员会如何遴选，以及整个环节的长度。

然而，本质上而言，这和班迪卡原本抛出的“ 首相问答环节 ”，根本是货不对办，因此也让人质疑国会和内阁改革的决心。班迪卡原本是希望移植类似澳洲国会的“首相问答环节”，而这是由首相亲上火线，来回应朝野议员的提问。但是，内阁最终同意的方案却是经过稀释的“部长问答环节”，首相未必需要亲自出席。

此外，首相和部长的国会出席率一向都非常低落，特别是纳吉。行动党峇吉里国会议员余德华在2014年的统计就显示，纳吉自2009年4月拜相起，其国会会议 出席率 只有7%，而且他在去年底也选择交由副手 扎希 来向国会交待一马公司丑闻，本身并未亲自出席。因此，纳吉和其部长到底有多大纪律和意愿来重视国会问责，可想而知。

澳洲问答时间如何进行？

若要探究政治坚持（political commitment）的重要，可以回归到澳洲的例子。在澳洲，所谓的“总理问答时间” （Question Time）其实并无明文条规强制总理和部长必须亲自出席回答议员的提问，相反这是长期形成的常规。因此，这更加依赖政治人物长期的坚持，以及对议会民主的尊重，才能顺利不断地运作。

在澳洲国会召开期间，如果有任何部长因为紧急公务、生病和出访等理由而缺席问答环节，总理在问答环节开始时都必须交待，并说明谁会代表有关部长回答提问。若总理在会议期间需要出访海外，他也会向国会先行交待，需求谅解。

“总理问答时间”每天都在下午2点准时开始，而这往往是整个议会最受重视的环节，许多议员在平常辩论环节都可选择留在本身的办公室处理公务，并通过电视直播跟进辩论，但是这个环节都会亲自进入议会厅里面。

在每天问答环节，朝野议员有权轮流提问，但是第一道问题通常都会来自国会反对党领袖，而提问的对象就是总理本人，因此时常可以看到两人激烈对辩政府政策和政治问题。

总理部长需推演可能问题

议员在问答环节之前也无需事先提呈问题，因此总理和部长们都必须在会议之前沙盘推演在野党当天可能会追击的课题，并做出准备。当然，他们面对执政党议员的提问时可以比较轻松，因为这些议员在问答环节之前通常都会通报问题。

澳洲的“总理问答时间”当然并非没有弊端，许多澳洲民众就不满相关环节常常会沦为“政治口水战”，只见朝野不同阵营的互相攻击，根本无助于厘清和解决真正的政策问题。但是，这还是磨灭不了民主的可贵精神，即政府必须向议会负责，包括回答议员的提问，解释并捍卫政府的政策。

和其他国家相比，大马的“部长问答环节”在制度上已经先天不足，至于后天能否改进，也同样让人怀疑首相和部长的意愿。况且，这项改革方案推出之时刚好是一马公司丑闻愈演愈烈之际，这似乎昭告它充其量只能扮演粉饰民主的橱窗角色。

王德齐，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会计系，曾担任《当今大马》中文版记者和新闻编辑，如今在澳洲奋进（Endeavour）奖学金资助下，于澳洲国立大学Crawford公共政策学院修读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