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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义亲与柔佛苏丹<br>——在日军南进以前

【柔佛时间】

德川义亲(Tokugawa Yoshichika,1886-1976)是尾张德川家的第19代侯爵,其家祖乃德川家康的九子德川义直(Tokugawa Yoshinao,1600-1650)。二战之前,德川义亲曾深入马来亚,以打猎之名搜集地图,并与柔佛苏丹建立良好关系,为日本南侵做战前准备,这段历史并未广为人知。

大图:苏丹易卜拉欣(坐者,右)与德川义亲(后排右二)在东京合照。照片翻拍自Lost times and untold tales from the Malay world.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页62 。

1921年,德川义亲初次到访马来半岛和爪哇,身为贵族的他当时已在东京帝国大学先后完成历史系和生物系课程,创建了德川生物研究所。他之所以南来,对外说法是热带天气有助于治疗他的皮肤病,不过在逗留南洋的三个月,他却是在四处打猎,据说猎了一头虎、六头象。

1929年,德川义亲第二次南来,先是出席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一场学术会议,会后结识了梭罗和日惹苏丹,之后又通过打猎活动认识了柔佛苏丹。德川义亲与柔佛天猛公王朝的第二任苏丹——苏丹易卜拉欣(Sultan Ibrahim Ibni Sultan Abu Bakar,1873-1959)关系良好,两人都热爱打猎,苏丹(见图)曾与随从载送德川义亲进入丛林捕猎大型动物。

苏丹曾访日拜会天皇

离别后,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1934年3月苏丹易卜拉欣访日,德川义亲在神户迎接。过后,德川义亲把苏丹带到东京拜会了昭和天皇,让苏丹接受天皇授予的旭日章,表扬他保护居柔日人有功。苏丹亦投桃报李,给德川义亲颁赠柔佛王室勋章(Darjah Kerabat)。

表面上这似乎是日本贵族与马来亚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友谊关系,但历史学者路易·艾伦(Louis Allen,1922-1991)在其研究中发现德川义亲的身份并不如此单纯。他是热衷政治的贵族院成员,参与激进右翼政治,为大川周明(Okawa Shumei, 1886-1957)之友。他也积极鼓吹“南进论”,之所以如此投入于打猎,乃借打猎之名,搜集和购买各类马来亚地图,再提供予军方,为日本“南进”铺路。

除了搜集情报,德川义亲也从文化上提倡“南进”,他到南洋狩猎期间有日本报章记者和摄影员相随。他本人在报章上发表的南游见闻也于1931年结集出版成《雅加达纪行》(Jagatara kiko)。

学马来语与权贵交际

1937年,德川义亲和帝国大学的教授朝仓纯孝(Asakura Sumitaka,1893-1978)合编了一本学习马来语的入门书《马来语四周间》(Marai-go Yon shu-kan / Bahasa Melayu dalam Ampat Minggu)。书中,他特别强调学习马来语不能只学低下阶层的粗鄙俗话,而必须用马来语与权贵交际通信,与地方官员谈判沟通。其中,苏丹与他的来往书信就是书中使用的部分教材。

苏丹易卜拉欣在两人的来往信函中称呼他为“吾友德川侯爵”,赞美他的爪夷文书写能力和马来语口语能力俱佳。在这本程度不浅的入门书里,还收录了马来传奇故事、班顿和谚语等,从中可看出,日人如同英人一样,在前殖民时期不单在军事上做足部署,在沟通、管理上同样也有所准备。

众所皆知,1941年12月日军从半岛东北部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电钻般南下,在1942年1月就拿下了马来半岛,只剩下英人退守的新加坡未被攻陷。占据新山后,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Yamashita Tomoyuki,1885-1946)拜会了苏丹易卜拉欣,向苏丹征用武吉士林(Bukit Serene)王宫和当时刚建竣的苏丹易卜拉欣大厦(Bangunan Sultan Ibrahim,见图),作为日军的军事指挥中心。第25军的军事顾问就是德川义亲。

山下奉文进攻新加坡

山下奉文指挥日军从新山发动对新加坡的进攻,只用了短短半个月就成功迫使英军投降,所谓的“克兰芝战役”(Battle of Kranji),只是英国殖民者的遮羞布。新加坡沦陷后,山下奉文将之重新命名为昭南岛,他因战绩而被日媒称为“马来亚之虎”。军事顾问德川义亲从英人手上接管了莱佛士博物馆和植物园,兼任馆长和园长。在出任馆长和园长期间,他积极保护文物和植物,在这一点上得到后人肯定。

过后的史事我们耳熟能详,日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三年余,残杀百姓无数。至1945年8月,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随后英国重返马来亚,延续殖民统治。山下奉文于菲律宾在战犯罪名下被处死,而德川义亲在1944年战争结束前已返日,避过了战后的责任追究。至于他与苏丹易卜拉欣是否仍有往来,则不得而知。

今人游访新山市区或克兰芝海边,仍可近观或隔海远眺武吉士林王宫和苏丹易卜拉欣大厦。即将重新对外开放的新山大王宫博物馆里,也收藏着许多见证苏丹与各国贵族显要交往的馈赠物,以及苏丹的狩猎标本。这些历史建筑和文物有助后人更理解日人在马来亚的战前情报网络,马来统治者在二战前后的角色,以及不同社群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差异。它们不应该只是政治表演的舞台背景和道具。

参考资料:

Allen, L. Japan as Occupying Power: The Revision of History. In A. Boscaro, F, Gatti & M. Raveri (eds.). Rethinking Japan: Social Sciences, Ideology & Thought. London: Curzon Press, 2003, pp.60-70.

Moriyama, M. Lord Hunting Tiger and Malay Learning in Japan Before the War. In J. van der Putten & M. K. Cody (eds.). Lost times and untold tales from the Malay world.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pp.54-65.

Bayly, C.A. & Harper, T.N. Forgotten Wars: Freedom and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Lim, H.W. & Wong, D. (eds.). 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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