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近年来，港独、台独的议题持续发烧，我国各地也开始出现一些“独立”的声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柔佛王室的“脱离联邦论”。柔佛王室放话说，如果联邦政府违反当初柔佛加入联邦时的协议，柔佛将有权脱离联邦。

然而，王室并未清楚交代柔佛在脱离联邦后将何去何从，因此给人留下许多想象空间。有鉴于柔佛与新加坡两地密切的互动关系，许多人更大胆揣测柔佛将来是否会与新加坡合并，建立新的“新柔联邦”？

毕竟新加坡的自然资源和农产都有赖柔佛的进口，而近年来该国更面临土地不足、物价上涨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多出柔佛这块土地对新加坡而言，并不是件坏事。再者，李光耀也曾提出保留新加坡回归马来西亚的可能性。但柔佛新加坡走向合并是否真有可能？从宏观的历史地理角度来观察新柔两地的关系，或许可以得到解答。

柔佛天猛公的大本营

近两个世纪以前，尚未成为英殖民地的新加坡，其实属于柔佛王国领土的一部分。柔佛王国的都城——廖内衰败之后，新加坡更一度成为柔佛王国的行政中心，而当时控制新加坡与柔佛的天猛公家族（Temenggong），正是当今柔佛苏丹的祖辈。

天猛公在新加坡的大本营就位于今天圣淘沙对面的直落布兰雅（Teluk Blangah），历任柔佛天猛公、天猛公王朝开国苏丹（阿布巴卡），以及一些开国重臣（如开辟麻坡和峇株巴辖的Dato Bentara Luar）都出生于此。天猛公村的清真寺和墓地至今仍然存在。

图一：柔佛王室老家直落布兰雅 （google 街景）

其中，清真寺以开国苏丹的父亲，即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Temenggong Daeng Ibrahim）为名，清真寺旁则是当今柔佛王室的陵墓群，年代比新山王陵的历史更加久远。这块土地的产权在新加坡开埠以来就不曾改变，属柔佛所有，因此至今仍然矗立着柔佛州旗。

1860年代以后，虽然天猛公家族已经将大本营由新加坡迁往柔佛新山，但新加坡仍旧是柔佛统治者主要的活动场所，苏丹也在新加坡拥有三座行宫：Istana Tyersall、Istana Bidadari、Istana Woodneuk。其中，柔佛第二任苏丹易卜拉欣便是在Bidadari行宫出生。由此可知，即使新加坡后来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但两地的界线对统治者而言，意义其实不大。

百年社会经济一体化

除了统治者层面之外，就华人社会而言，新柔关系同样密不可分，柔佛的华人社会其实便是由新加坡扩散而来。此一扩散也是由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所促成。当时的新加坡由于面对胡椒、甘蜜种植产业的饱和，天猛公随即颁行港主制度，招来新加坡商人往柔佛发展，把新加坡种植胡椒和甘蜜的“港脚”（kangkar）制度复制到柔佛的土地上。

自此，华人人口也随着产业发展流入柔佛，使得柔佛华人社会无论是在方言群结构或是一些主要姓氏的分支上，甚至是语言口音都类似于新加坡。至今，柔佛与新加坡各地仍然留存着许多“港脚”相关的地名，例如柔佛的江加埔莱、龟咯港脚、陈厝港，以及新加坡的蔡厝港、杨厝港、林厝港等。这些共通的人文要素，勾勒出两地一体化的历史图像。

图二：新柔地图上的港脚地名（作者自绘，底图来自印尼地图与测量局）

这些静态的共通特性实际上是一系列动态互动的结果，特别是新加坡资本家的资金挹注。今天在柔佛历史上被歌颂为柔佛开发先驱的人，大多都是居住在新加坡，领有当时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华籍头家。

例如陈旭年，他注资开发柔佛众多的港脚，且被封为新山华侨侨长，新山著名的陈旭年文化街（右图）便是以他为名的街道，但陈氏的大本营却是在新加坡，其位在乌节路附近的“资政第”（Tan Yeok Nee Mansion）更是新加坡四大名宅之一。

新山广帮领袖黄亚福、潮帮领袖林亚相，新山也有以他们命名的街道，但其实他们也多居住在新加坡。

图四：陈旭年在新加坡宅邸“资政第” （作者自行拍摄）

另一些在柔佛历史甚少出现，但活跃于新加坡的头家，许多也是投资柔佛的“大户”，例如章芳琳（就是新加坡以之命名的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所在处），他曾经获得全柔的烟酒专卖权，垄断柔佛市场。周文礼（文礼地铁站以之命名）及其子周福安也是注资开发笨珍龟咯港脚的头家之一。

有趣的是，上述华商的资本，有许多也包含了柔佛苏丹的股份。换句话说，苏丹与这些新加坡华商为投资伙伴的关系。

新柔互动模式仍延续

现今，虽然柔佛与新加坡已有国界相隔，但两地过去百年的互动模式至今仍然延续着。当新加坡面对土地饱和时，柔佛苏丹便开放柔佛的土地，填海发展房地产招来新加坡等地的商家投资，时而更入股成为土地开发投资的合伙人，为自己和地方带来收入，犹如现代版的港主制度。

此外，许多柔佛的大型购物商场、企业、农场，也不乏来自新加坡的资本。在日常生活上，新山与新加坡同属一个生活圈，每天都可以见到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劳工，以及从新加坡前来消费的新加坡人。新山以外的其他地方，则拥有高高的天线，每天接收着新传媒的节目，因此这里所听到的是“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而不是“Satu Malaysia”。

综观新加坡与柔佛百年来的互动关系，新柔两地可说是机能完整且互补的人文地理区，这样的“一体”关系并不是近年来新币币值升高之后才有的现象，而是已经维持超过170年的地缘关系，因此柔佛与新加坡的关系在许多层面上更紧密于吉隆坡。

无论柔佛脱离联邦之后是否会与新加坡共组“柔佛新加坡联邦”（或更宽松意义的“柔佛新加坡邦联”），但“柔佛新加坡联邦”确实有其深厚的历史论述，并非凭空想像。但这个“联邦”的诞生仍将衍生出许多问题待解。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讲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