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废死系列】
2016年10月6日，应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筹办2016年世界废死日系列活动“死刑，正义的表象？”之邀，《街报》首次在Lostgens举办了“攸关生死读书会——导读张娟芬《杀戮的艰难》”的第一场。
这次的读书会很有意思，参与者背景多元，有曾经接触囚犯的记录片工作者丶辩论导师丶心理系毕业在人事部就职的丶中文系学生丶死亡书写研究员丶身边围绕着支持废死的朋友。另外，在第一轮自我介绍的短短数分钟里，每个人提到为什么想要来参加读书会时，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关怀和疑惑，以及如何与废死议题交手的过程。
大家在支持死刑和废死的光谱上，夹在两股同样是政治正确的力量推使下，有自己偏好的立场。但是在面对一些细腻的辩论和质疑时，还是有些犹豫，到底要支持死刑还是废除死刑？台湾作家张娟芬在出版《无彩青春》时，虽然开始关注死刑议题，但关怀多以司法制度与人道的角度出发，对于废死的立场依然抱持观望的态度。
就像她分别在《自序》和《杀戮的艰难》的开场白所书写一样，曾被一个参加国中国小老师人权营的老师追问，关于废死的立场。当时她身边环绕着许多积极介入废死运动的朋友，她依然忠于当时的想法，回答：不知道。
支持死刑以一了百了？
只要阅读过各类凶杀丶随机杀人丶奸杀等案件的媒体报导，我们就很“自然”直接地选择与受害者站在同一阵线，对加害人的恶行咬牙切齿、愤怒不忿，全力谴责加害人的不是。在处处强调理性、去除情绪价值的社会里，张说看见和珍惜这种愤怒的情绪是重要，那是我们想要看见“正义”的动力来源。“他（加害者）是有罪的”，这件事我们毫无犹豫。
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惩罚？什么样的惩罚才算公平？“一命偿一命”应该是最直接了当的等值交换计算法，不该死的人死了，犯罪的人总不可能逍遥在外，残留人间，那对于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属情何以堪。我们也担心如果只是将加害者判为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能还是会为社会留了无法预知的后患，像是随时会再度引发的计时炸弹一样。
我们从“准受害人的角度”出发，担心自己或其他人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于是支持死刑的一了百了。本次读书会一位参与者就问：除了“准受害人”以外，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有别的角度看待这个议题？
悔过和宽恕都需时间
书中提到了两种罪犯的类型，一个是犯罪以后仍死不悔改的王文孝，另一个是死刑犯的模范生原住民汤英伸。汤被处决死刑前，提到他不奢望得到社会原谅，但希望自己还是父母心中那个纯洁的孩子。社会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罪犯的观感也会有所不同：谁比较应该被处死？哪一个比较值得同情和原谅，关键在于罪犯是否有在关键时刻，好好向社会表达忏悔。这也意味着，我们是有可能和愿意宽恕和原谅罪犯的，前提是他们必须表现真诚的悔过。虽然在现实中，王和汤到最后都通常被处死了。
对，宽恕是有可能的。问题是，如果罪犯被处于死刑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宽恕么？张提到了经典死刑案芝加哥的丹诺案两个杀人犯吃饱饭没事做，纯粹觉得自己聪明绝顶，精细策划绑架邻居十四嵗的小男孩，向父亲勒索前就直接在车里把小男孩杀死，两人最后被判无期徒刑。
他们其中一个是鸟类专家丶精通十五国语言的Leopold，坐牢三十三年，出狱后出了一本书Life Plus 99 Years。文中提到，另一夥伴Loeb从未后悔杀人，顶多悔恨被逮捕。他自己起初也无悔过之意，直到十多年后才开始觉得自己无法理解当时犯案的心态。他后来还多拿了一个硕士学位丶继续研究鸟类丶教数学丶结婚，享年66嵗。
文学作品《为爱朗读》中的纳粹战犯韩娜的经历，是另一个值得习惯以准受害者角度出发的我们反复思索的实例。 法律学者Mike少年时巧遇中年女子韩娜相恋，多年后在法庭上才发现原来他醉心的人曾是纳粹集中营中的守卫。他开始写书，独白自己的两难：全力谴责又想要理解的两难。直到多年后，韩娜诚心悔过，选择自杀。然而，她的醒悟并非来自外加的重刑，而是知识啓蒙以后的自我内心谴责。
张透过这两个例子，希望可以敞开的讨论和追问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惩罚？她发现，宽恕需要时间，这人人可以理解。同一时间，原来悔过，也同样需要时间。我们是否愿意等待那个迟来的悔过/宽恕，同时承担它始终不来的风险？
生命是最严肃的权利
台湾近期的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小灯泡事件，在台湾社会所引起的种种讨论，引起读书会参与者的关注。有人问，捷运随机杀人犯郑捷被处决的过程是否太快太急。另外，小灯泡妈妈“异于常人”的废死立场，寻求更长远的社会对话和宽恕的态度，超出台湾社会的疆域，成为了某一种示范，让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怀疑自己一向笃定支持死刑的立场。
讨论过程中，废死活动筹委主席，同时也是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副主席饶兆颖提到，我们经常相信死刑是干净利落，也是最直接简便的解决方法。不过，我们其实不确定到底真正解决了什么。例如，杀掉了一个强暴犯，也许真的了断这个强暴犯再犯案的可能，但并没有真正阻止下一个强暴案的发生。
“死刑是一种诱惑。有正义感的人，多少都曾经把死刑，当作是一种实现正义的方式……”书上封面这么写着。虽然我们总是深信“杀鸡儆猴”的道理，包括日常生活里老师对学生丶父母对孩子丶国家对公民丶公司对员工的任何一种惩罚里，都深信这个阻吓的可能效应。张反驳“杀鸡儆猴”的歪理在于，若要杀鸡，正当性应在于“鸡该杀”，而非为了“儆猴”，若鸡会说话，鸡该会想要争取，为什么不是杀掉猴。
废除死刑，不是否定罪犯有罪，而是依然确认他有罪丶且该承担责任。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惩罚到什么程度？惩罚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参与者提到，支持或反对废除死刑，最关键的原则应该是对生命权的反省，例如加害者的性命是不是也应该受到尊重？那不是美化罪犯/犯罪的一种美丽的错误，而是视生命是为人最根本丶最高尚丶最严肃的权利。我们不可以将自己化作至高无上的上帝，落入和复制罪犯当初的犯罪心理逻辑，以暴制暴，把罪犯当作不是人。当我们深信死刑所附带的正义时，却是正义流产（miscarriage of justic）的开始。
应思考如何防范罪案
我们为什么惩罚？这连带地牵引着我们开始追问，监狱制度（包括马来西亚）是否人道丶友善，同时兼具再社会化和矫正（rehabilitation）的功能，让罪犯在监狱里能够获得像人一样平等的对待和尊严，重新学习一些社会技能和态度，才能回流社会。
同时，社会对于监狱丶罪犯的标签和污名化，如何系统性地阻止罪犯出狱后能够成为“正常人”，也是长远的工程。兆颖认为，这些一连串的问题才是我们要着手解决的，但我们总是认为处以死刑就能把“毒瘤”了结。参与者提到，如何防范罪案经常是我们较少讨论，也是较不愿投入资源长时间作战的面向。
同时，在讨论死刑和废死的争议时，我们鲜少花时间正视：罪犯为何犯罪？原住民汤英申杀害洗衣店老板丶老板娘和女儿三人的过程和成因，总是会成为媒体嗜血丶观衆猎奇的视线之外，地毯之下。汤英申离开受人尊重的部落家族丶到城里透过中介到洗衣店工作，九天后发现太累不适合，于是要求索回薪资和身份证不果引起争执打斗。促成汤杀人丶陷他不义的社会结构，包括台湾原住民与汉人的阶级丶洗衣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劳资不平等，都是我们选择性撇开不谈的深渊问题。就像我们忽略癌症的成因一样。
书中《自序》曾一开始提到《铁案疑云》这部电影。两个支持废死的男女因分别都有不想活的理由，于是打算捐出自己剩余的生命，精心策划了一场假的谋杀，直至男生被判死刑后，才把相关证据寄到记者的手里，重新揭发司法审判程序，极有可能出现误判的可能。误判的可能是存在的，且经常出现，例如：证据不足丶当下讨个説法，以除去怨恨的社会氛围等。一旦死刑成为一种人为的终极选择，不但否决了加害者可能悔过和社会表现宽恕的可能，同时也决定了误判以后的不能逆转。
读书会里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参与者也提到，如何判断罪犯是否是“心智丧失/正常”，当中涉及心理学家的主观诠释，尽管有其专业知识作为后盾。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确认自己的决定绝对不会有错？ 层层叠叠的制度设计，看似精密严谨，实则也分摊掉了判决死刑过程和决定的责任。“理性丶专业分工”的制度设计，其中最吊诡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需要为这个死刑/误判”负责任。
能否让国家合法处死
我们也讨论到，赋予国家合法暴力以处死公民，是危险的做法。不管处死理由如何正当，我们无法避免的是，国家会因为别的因素，如巩固统治权力丶或是展现统治的正当性，而将异议分子冠以罪名处死。
另外，狭隘地讨论犯罪/死刑本身，其实经常也忽略掉还在人世间生存的加害者与被害者家属亲友。如果受害者的家属对加害者无感丶宽恕，经常会被视为是不爱受害者的表现。加害者的家属也在加害者被判刑后，仍然需要承受种种的负面谴责，而不得解脱。这些应该表现怨恨丶谴责的情绪，经常是外在社会先入为主地强加在他们身上，而未必是他们真正的感受。他们在事发之后，经常未必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整理自己可能的想法和情绪，就急着被迫表态丶被人代言。社会有没有允许不一样的情绪和态度，也进一步限制了我们探索其他替代的可能。
死亡，像太阳一样，让人无法直视。我们在亲友逝去时，总认为死亡像是深渊的伤痕，让人难以言喻。不过，我们却在面对重犯时，不惜以死亡作为履行正义的手段，这是难以抵挡的诱惑。我们对于支持死刑或废除死刑的立场，在面对不同情境和追问时，可能还有值得商榷的灰色地带。在我们都不是很确定以前，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先暂缓某些决定，先停一停，想一想。
最后两场读书会，10月13丶20号，我们讨论“被害人保护制度”和“误判的可能”，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
张溦紟是《街报》公共编委会成员，攸关生死读书会导读人之一。
本文为“世界废死日活动：死刑——正義的表象”的系列文章之一，由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组稿。该活动在10月9日（星期日），于隆雪华堂举行开幕仪式、体验式展览、死刑司法救援与程序论坛以及电影放映会，时间从早上10时至晚上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