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思考】

“记者要中立客观报导，不能站在民众角度，因为民众没有受教育。”

“讲新闻自由、记者专业、做调查报导？这里不是美国，不是台湾，不要拿外国的情况来这里谈。在马来西亚，这些是没有用的啦！”

“记者的身分很敏感，代表报馆，不能有立场，不能随便表态。”

“反政府的记者很偏激，是异类。”、”学历高就以为自己了不起。”

对一些人来说，上述语句是否有熟悉感？无论是说者或听者都接触过类似论述。

有关华文报业垄断的讨论，多围绕政经产业结构、一言堂、薪资福利、劳动条件等。在媒体环境不自由、恶法环伺、政商掌控的艰钜环境，加上新闻内容品质下滑，新闻娱乐化和弱智化普遍，后垄断时期的华文报业如一滩死水，越往死胡同走去。

灌输僵化新闻模式

报业垄断不只影响外在产业结构、行销模式、经营收益、薪资福利、内容生产，在新闻从业员的软体方面，老一辈和中生代高层凭藉报馆权力结构，将僵化固有的做新闻模式持续灌输于新一代记者，以学徒制训练新闻从业员，牢固地在意识形态上箝制底层新闻从业员，制造统一服从的媒体记者群体。在后垄断时期的不自由氛围下更形显着。

最能表现僵化模式的，我称之为”新闻界反动的修辞”。概念来自于赫绪曼的经典着作《反动的修辞》。

记者作为新闻界内庞大的群体，无论在自我角色认知、专业素质、媒体识读素养、言论自由、第四权、监督权力机构、公共论坛等方面的认识，越往后倒退。无法前进的原因之一来自高层对记者的反动，削弱记者个人的能动性。

三种反动修辞框架

本文以赫绪曼提出的三种反动的修辞为框架：悖谬论、无效论、危害论，讨论实际充斥在本地华文新闻界的众多论述。这些论述除了错误理解传统新闻理念、理论和原则之馀，在后垄断时期也扮演重要的反动角色。

通过一再强调重複，对记者群体实行洗脑灌输，辅以赏罚机制、新闻奖项奖励制度，豢养一批批僵化意识形态陶铸的记者群体，在新闻界的最底层之处，完好杜绝会对后垄断时期的产业结构发起个人反抗的能量。

悖谬论的论述，在同意进步价值的当儿，再试图证明这种倡议或实践的行动，在思虑上有欠周延，会与追寻的目标达到恰恰相反的后果（参见《反动的修辞》69页，以下只列页数）。

例如，”记者要中立客观报导，不能站在民众角度，因为民众没有受教育”，按照传统新闻原则，记者首先须以报导”公众利益”为基础，判断新闻价值，再尽量以中立客观角度，多元视角且宏观呈现议题整体脉络、前因后果，而不受政商利益集团左右报导。

但上述论述，却是一种悖谬论。在同意新闻必须”中立客观”的同时，却强调不能站在民众角度。后果是记者会因低教育程度的民众，影响记者报导视角，带来糟糕结果，错误或扭曲议题报导方向。

在此思维下，一些有关抗争议题的报导，记者倾向把发展方描述为经济发展、进步形象，居民多为暴力抗争者、无理暴民形象。同时，悖谬论进一步阻止记者深入了解居民抗争的整体脉络，削弱媒体为公众利益发声的职责。

此外，悖谬论如”报纸只是一面镜子”、”民众不能怀疑媒体”，也来自对”中立客观”价值的崇尚，强调媒体公信力。如果不遵守镜像论，新闻报导不如镜子般反映现实，反而呈现观点、立场、公评、判断，将使新闻失去客观性和公信力。

此论述忽略记者是新闻框架和议题设定的建构者，或带有主观意识的现况。在强化“镜像论”当儿，摒弃“建构论”所引申的多元视角报导，潜意识下鼓励记者片面化报导新闻事件，缺乏深究议题、梳理脉络。

无效论表现在诸如：“讲新闻自由、记者专业、做调查报导？这裡不是美国，不是台湾，不要拿外国的情况来这裡谈。在马来西亚，这些是没有用的啦！”。由于社会各种”深层”结构根本难以撼动，......改革总是表面的、皮毛的、装饰的（101页）。赫绪曼指出，在无效论下，改革被指为徒劳无功，革命剧变也遭受类似批评（102页）。

同理，此论述强调，无论是长篇报导、调查报导、新闻自由、记者专业、新闻见解，这些进步价值在马来西亚是无效的。反动的新闻界藉此，合理化本身无法进步，达到高新闻品质和标准的窘境：不是本身能力不足，而是读者、报业环境、政治情况不允许，做了也是徒劳。

无效论以此阻止实践改革的记者，无须追求进步的新闻价值，使改革步伐停滞不前。同时，也阻止记者通过深入报导、贯彻记者专业、实践媒体质询监督的角色，向整体结构（报业、媒体产业、政治、经济、社会）发出强有力的挑战。

新闻界的危害论，多表现在对身分的质疑上。有阐述记者身分：“记者身分很敏感，代表报馆，不能有立场，不能随便表态”；有针对个人身分做人身攻击：“反政府的记者很偏激，是异类”、”学历高就以为自己了不起。”等等。

新闻界危害论强调，记者报导新闻是应当的，但要留意本身身分，过于深入报导敏感课题，表达价值判断，将会为报馆和个人带来严重危害。甚至，将记者描绘成破坏者、麻烦製造者、偏激、左派、异类、主观、不中立等，贴上负面标籤。

危害论本身并不直接深入论述核心，争辩改革观点的错误，而是阐述实践者和实践后的结果具有危害性。因此，人身攻击是最简易的攻击方式，直接质疑提出进步观点的人的身分，并攻击它、妖魔化其身分，为进步观点蒙上污名。

危害论的好处显而易见。被污名化的记者，是对整个新闻界秩序发起挑战的异议者，这是威胁固有秩序的严重“罪行”。通过强调这类记者对新闻界的“危害”，划分主流和非主流的我群和异类他者，利于集体制裁行动。

异类他者在危害论下，被主流我群排挤、孤立、甚至围剿，以“惩罚破坏行为”。针对记者身分和个人具危害性，此论述形成是为了达到集体制裁的目的，合理化集体制裁的行动。

完美终结个体威胁

后垄断时期，在报业结构大一统下，更容易助长反动修辞的散播；即时不在垄断行列，在报业官僚体系的阶级结构下，由上往下灌输的反动思维，也一样强有力。

本地新闻界在垄断环境下，在产业结构方面（硬体）受尽牵制。在意识形态（软体）上，报业老板和媒体高层以反动的修辞，进一步禁锢记者群体的思维，使日常新闻操作愈发偏离传统新闻理念和专业，禁止一众有理想媒体从业员从根本动摇僵固的结构秩序。

此外，媒体产业也与政商势力结合，成为阻滞社会迈向民主社会的另一道力量。民主的公民社会内，媒体角色强调监督、讨论、交流、探讨，挑战制度和权力，提出理性质询。当媒体成为制度、权力的共谋者，媒体应尽职责被大翻转。新闻界反动的修辞有效从内压缩记者和个体对制度、权力的挑战，不只是外在的赏罚制度，而是从思想上终结个体的威胁，连一丝抗争的能动性都完美被消磨殆尽。

参考书目：赫绪曼，《反动的修辞》，吴介民译，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3。

（注：适逢今年是报殇十五周年，笔者受邀谈谈反思后垄断时期的媒体改革与出路，准备了演讲内容。托朋友厚爱，得以分别在槟城和台北讲述有关内容。）

 

廖珮雯，自由撰稿人。曾任职东方日报新山办事处记者、大学学院讲师、议员研究助理。曾拍摄柔南原住民和边佳兰抗争纪录片。发现现实社会深层结构牢固，自由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