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时代】

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前夕，我和一位美国友人聊起，问他投票日有何打算。他是刚毕业的黑人青年，聪明机智，对社会问题有强烈的看法。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对投票兴趣缺缺，而前一刻当我跟他说起香港的政治局势时，他还在安慰我们要反抗不要放弃。

后来，他也察觉到自己的前后矛盾而显得尴尬，我问他：“就算两方都不是你的心仪人选，但难道你不认为民主选举是为了两害取其轻吗？”他无奈的摇摇头：“你不明白，在美国，我们根本就是活在谎言之中，我无法再接受政治人物那些天花乱坠的谎言。”

美国自导自演反恐战争

接着，他开始娓娓道来：两方的巨额选举工程如何打造希望的幻象，但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却视若无睹；美军在中东的反恐战争，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战役，从奥萨马到伊斯兰国，美国靠製造邪恶的敌人，视中东为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又在国内製造恐惧和危机，政府顺理成章地加强对民众的监视，逐步收窄美国人向来极为重视的自由与隐私。

和他有相近想法的选民不在少数，特别是年轻一代，而在许多的选后分析裡，也清楚的指出民主党的希拉里缺乏青年与中低下阶层的支持，而终败于原本不被看好的川普。

低下层失望而寻求慰藉

选举结束后，结果让全球哑然。选后分析急于探讨、评论“川普现象”。狂人能循民主程序，到达世界的权力巅峰，这到底意味着什麽？加拿大着名作家，也是社运活跃分子的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认为川普的胜利背后，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活在痛苦中。

相对于川普的极端言论，希拉里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公营服务的私营化、政府角色的退场、福利保障的大幅削减、官商勾结的紧密权力结构等，才是真正为美国人带来厄运的核心症结，而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只是在这恶质环境下的产物。

那些活在痛苦中的人，在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下被牺牲。过去，代表着进步价值观的民主党，曾经是低下阶层的代表与希望，他让人们相信可以透过这股政治力量对抗旧有的权力结构，可以翻转他们原本贫穷与困苦的命运。但事与愿违，民主党中的主流没有贯彻他们开始时的政治理念，原来的支持者从失望到感到被背叛。这些群众的情绪，某程度上成为了让川普崛起的助燃剂。

传统工人阶级的失落，源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改变无从，就连过去工人身份的荣光也已彻底退却。同样的情况，也在英国出现。在英国就脱欧进行公投之时，没有人想到结果会是以脱欧告终，而脱欧力量中同样不乏工业地区中的低下阶层。

以前积极参与工会、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戴卓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洗礼，工会力量大不如前，工党的保守化也未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组织力消散，低下阶层由集体倒退至个人。当他们无可盼望时，会转向支持什麽力量？会以何种的集体力量作慰藉？以英美的状况，他们转而选择了有排外倾向的保护主义，投向具种族情结的保守力量。

反对派应正视人民之痛

不管是特朗普现象，还是英国脱欧的经验，也许当中有值得马来西亚社会（特别是反对力量）警惕之处。首要的问题，就是克莱恩受提出的，政党和反对力量是否能看到人民之痛。那不是停留在遇到天灾人祸时派物质、也不单是对穷苦家庭送米拍照，而是能提出回应低下阶层的诉求，并以终结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政策，作为抗争目标。如果只是停留在前者，那只是重複旧有的政治戏码，换了演员重新上演。

一直以来，反对派的主要论述之一，乃将问题根源归咎于执政党的贪污敛财，造就成今天马来西亚的外债高企国库空虚。事实固然如此，但这还不足以回应制度裡深植的不平等，一套向政商倾斜的制度，例如税制结构的问题（遗产税被废除和缺乏打击炒卖的税项）、教育与医疗发展走向私营化、原住民与住户面对土地迫迁、青年基层的发展与生存空间越见困难、经济下滑造就的失业问题、过时的劳工保障和收入长期过低……对大部分市民来说，这些才是最关键的问题。面对越来越艰困的生活，他们意识到执政党是始作俑者，但如果反对阵营没能正视人民之痛、提出改革的方向，并以此作为抗争的目标，恐怕迎来的是人民的失望与冷漠。

近年，政党之间陷于没完没了的政治恶斗，以及反覆无常的结盟与分裂。政治领袖与被现实挤压得透不过气的群众，像活在两个不一样的平行时空。没有进步的政治目标，再振奋人心的政治动员，也会有失效的一天。

川普的成功，正是他收割了美国人对主流政治人物的不满的能量。如果把此次的美国大选视为一个政治寓言，那故事的教训很可能是，如何避免支持者的唾弃和人民的政治厌倦，比如何对抗政治上的敌人，来得更为关键。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