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及之处】

你第一次听到“慰安妇”这个字眼是什么时候？

或许，你根本没有听过、没有留意过这个名词。

我喜欢历史学家东尼·贾德（Tony Judt）所说的:“你‘知道’什么，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年纪。”什么年代长大的人，都有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件。

被禁锢的女体

70至80年代，我成长于霹雳州一新村内，那是个贫乏却不贫困的时代，那是个保守却不至于狭隘得不让女孩上学的农耕聚落。和我同样成长于该新村的父亲，他的五个姐妹都不曾上学识字。而我从上小学、初中、高中，直至要到国外升学时，都不曾意识到这是平等的权利。中学时，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父母答应我，让我像哥哥一样自由参加学校露营活动，或是假日时能与朋友出游甚至外宿。

女孩别露出臂膀及大腿。女孩别跟男孩单独相处。女孩两腿一定要合拢。

至于女体的月经、性交、受精等知识，父母不谈，连生物科老师都避重就轻。那个时代，没有人谈性教育，有的只是禁忌。对女孩最骇人的描述，就是“怀孕”了。

大学时处在90年代的台北，遇上了当时活泼涌动，运用民主政治机制来推动各种妇女议题的妇权运动。就读的大学甚至成立了全台湾第一个“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程”，从女性法权到性自主的讨论渗入校园生活 ，耳濡目染下我才真正对作为女性或女体的自己，有更清晰的认知。因此，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学会身体自主的同时，也很清楚如何为自己人生的种种选择负责。这其中是个很奥妙的交错点。

步入廿一世纪，在马来西亚的生活里，最骇人的不再是女孩“怀孕”了，而是不断发现被遗弃在垃圾桶、沟渠、街头，甚至是冲进马桶里的“婴尸”。这种残杀而无人性的举动，是来自向来被视为具有母爱的女性同胞，而且极可能是日常里擦身而过的年轻女孩。是哪一种无知及无助，可把人推向这种绝境－－摧毁自己身心也摧毁新生命？！

我国在2010年统计出平均每年约有100名弃婴案例，因此政府就此发布文告指出，对于弃婴犯罪者将实行更重的惩罚，甚至有州政府提出允许16岁以下女孩结婚的办法来抑制弃婴问题。可是事到如今，婴尸被发现的新闻还是屡屡听闻。重罚或是未成年的婚姻合法化，看似遵循道德伦理的法治，实则是行使一种体制暴力。这不就沦落成以暴制暴的野蛮社会？

这个时代，人们认为很重要的事件到底是什么？是上世纪60年代经历过性革命的美国人民，所推选出来的新总统仍然栖息在以国家机器来控制女体的巢穴内。

人类自我禁锢的心灵，总是以为自己持续前进。

挺身而出，掀千层浪

我第一次听见“慰安妇”这个字眼时，或可说我第一次认识它的意涵，是2005年在报馆工作期间，一名同组同事撰写了马来西亚慰安妇的专题报导，巧合的是不久后在採访工作中遇见一名持有澳洲研究奖学金来马研调慰安妇资料的年轻日籍女士。

个子娇小的她以坦然的神情向我谈及她针对东南亚慰安妇的研究。匆匆会面，许多细节我已忘记，多年后我却只清晰记得当时自己激动得噗咚跳的心，是对她暗暗的讚叹。

那年，世界第二次大战已结束60年了。不过，这不是什么严重的无知。因为迟至1991年8月14日，韩国老人金学顺才挺身而出召开首次记者招待会，作证自己是日军“慰安妇”，成为第一位公开揭露日军在二战期间的性暴恶行的“证人”，证实慰安妇制度存在的事实。之前以流言蜚语形式流传的创伤故事，才得以“慰安妇”这个字眼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成为公共叙事及议题。

受害者，也是一种禁忌。尽管已有人特意指出来，黑暗记忆就在附近，我们还是就此别开脸维持表面的无害。受害者，因此噤声。　

金学顺打破了近50年的沉默，选择挺身而出。她或她们，由此点线开始奔跑的25年里，先有从1992年展开并延续至今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定期的“星期三示威”；然后是2000年的“妇女战犯国际法庭”在东京开庭，主要来自亚洲10个国家（包括了马来西亚，90年代早稻田大学教授中原道子曾造访马来西亚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证词收集）的监视团个别进行起诉，最终对日王裕仁作出有罪判决。

除此之外，2005年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开馆；首尔的“战争与妇女人权博物馆”（War & Women's Human Rights Museum）则在2012年设立。而南京市利济巷经受害者亲自指认的慰安所旧址竟然被保存了下来，在2015年设立陈列馆；接着2016年“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在台北市开馆。

黑窟，顿时被镁光灯照亮。

人们才得以看见，战争形塑的不只是历史，整个社会都可说是战争的延续。

“然各国正史所不愿着墨的是，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几乎在每一场大小战役中，都有一群女性以边缘、隐匿的形式被动员着，宛如部队不可或缺的一员，为战士提供护理、烹饪、性服务，却从来未被赋予正式职位，亦未曾获颁勳荣。而那些被敌军当成泄欲、洩愤、羞辱或灭族的战争工具的女体，也难以成为集体哀悼的对象。”

读到以上这段文（由社会学学者汪宏伦主编的《战争与社会：理论、历史、主体经验》中摘录），我想到她或她们－－那些我在“战争与妇女人权博物馆”里所“认识”的个体及群体。

“慰安妇”，原来受害者曾经多次提出过对这个名称感到不可形容的被侮蔑感，因为这是从日军的角度命名的。换句话说会让人误解为好像妇女们自愿从军当“军需物资”，自愿当“慰安妇”的。后经过讨论最终决定并用“日军慰安妇”和“日军性奴隶”。

战后，即馀生？她或她们，是那个时代的倖存者，却没有真正从战争中脱逃。她们决定在微弱的生命殒落之前，以无比勇气把自己被“宰杀”的“祭坛”不断再现在众人面前。可是战争记忆的诠释，仍是一场未完成的战斗。

艺术手法刻记的时代座标

如何以艺术作品把过去和现在连结在一起？如何以艺术作品把他人的伤痛和自己（观者）连结在一起？

来到首尔市在艺术领域尤为突出的弘益大学，大学圈的年轻学子让整个区域的消费及文化活力结合在一起。而“战争与妇女人权博物馆”离那里不太远，我走了约三十分钟逐渐往更静僻更陡斜的住宅区去，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错路的时候，转个弯看见了一幢以黑灰砖块砌成高墙砌成封闭盒型的建筑物。这幢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建筑物，边角开了个洞口，让参访者充满不确定感地推门而入。

是默哀？是自省？幽暗的空间里有一小灯，投在墙上的是访者半身剪影。

这座由一老房子翻建而成的博物馆，从建筑物本身的外形、材质、空间区隔，以及展览的内容、装置形式等一一显示出，对于体制暴力所带来的创伤，一切再现都显得苍白及冷酷，彷彿唯有透过一种近似艺术的表达才能更贴近内心的共振。

虽然建筑内多个空间的设计，让我想起“柏林犹太博物馆”（Jüdisches Museum Berlin）那种介于建筑和雕塑间的艺术手法来诠释历史，但这小型的博物馆却让我深切体会到，由建筑师、艺术家及倖存者共同联手以艺术手法来刻记下的那个时代座标。

当军靴整齐踏步声响起时，我沿着走廊看见一个又一个在墙上的少女影子化成年老倖存者浮雕拓印在壁上的脸庞及手掌。又一道门立在面前，门后就是黑窟，就是祭坛，投影在整面墙上的是一慰安所的档案纪录照片，偌大的实体空间里只有一隻又旧又破又髒的女鞋以及其留下的履迹。

这让参访者进入了迂缓时光，随着这些本来有各自人生步伐及生命路径的少女走入她们共通的创伤记忆。我这个“观众”被要求去“参与”，以自己的想像力去体验出一种极个人化的感受来连结。

建筑师在展览厅内设计了两面极粗糙的石墙，透光的屋顶照亮了墙上受害者充满勇气的话语，还有她们所绘的图画。姜德景老人所画的，充满色彩及童拙的《拉包尔慰安所》简直是惊心动魄，彷彿让人感受到那天真的少女仍然驻留在她体内!

另外，被剪辑成的控诉影片是以女体为主题，让倖存者再次裸露直接受到冲击的身体部位，从可见的外伤和性暴力导致脊椎和腰身不能正常活动等，还有不可见的不孕、性病、子宫异常等。而那缺席的男体，则被一个保险套代替了。保险套上不仅印有日军的标志，还有四个汉字：突击一番，意为“进攻最厉害”。

这博物馆不仅保存了受害者的文字、视频证言和物证等历史资料，也保存了日军集体施暴的证据及个体忏悔的日记。而另一主要展览内容，是前慰安妇受害者挺身而出后，从1991年那点线开始奔跑的纪录。这是她们追求真实、追求正义的过程，虽然追求真实往往是人生命中最沉重的部份。

和平少女像的艺术戳刺

在离开“战争与妇女人权博物馆”之前，我坐在那空的椅子上好一会儿，没有人来驱赶我，我身旁就坐着那名年轻、短髮、赤足的女孩，她身穿朝鲜传统服装的肩上静立了一隻小鸟，陪伴我们。

我特喜欢创作《和平少女像》的韩国艺术家金运成、金曙炅夫妇所构想的这张空的椅子。艺术家表示，希望让坐在上面的人都能感受到－－这段历史不是别人的，而是自身经历的。

也就是这《和平少女像》从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不断复制出现在其他城市，女孩及那缺席者转化成了一艺术符问号不断戳刺，让人坐立不安。日方甚至在2015年急切地以10亿日元的“治愈金”来要求撤去这艺术作品。

我坐在那空的椅子上，转头问身旁的女孩：“你那个年代长大的人，认为很重要的事件是什么？”

 

张敏华，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且不断跨界的文字工作者，曾任职专题记者、助理编辑、社区公共（空间）艺术专案筹划人员；以文史出发，参与多项社区艺术计划以及视觉、表演艺术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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