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筑梦】

麦留芳在《方言群认同》一书当中，论证了福建、客家、广府、潮州等的方言群（籍贯）意识，是早期本地华人社会分类的重要基础。然而，独立之后的本地华人社会，籍贯或是方言群的界线开始走向淡化，是什么籍贯的身分已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

1970年代开始，本地华人在政治上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压迫，也无心插柳地激发出人们作为“华人”的集体意识。对当时的华人而言，团结一心，捍卫与传承中华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使命，籍贯意识进一步淡化，最多只是被视为我们的“根”而继续存在。除此之外，籍贯逐渐成为历史课才会听到的名词。也因为功能淡化，也造成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所属的籍贯。

祖籍反映生活方式

近年来，随着华人文化的生存危机减缓以及公民运动的发展，许多年轻一代的华人也进一步走向在地化，开始超越“华人”的种族框框，而出现“马来西亚人”的国族意识。笔者曾遇过一位在台湾留学的学弟，问他“你是什么籍贯的？”他虽然知道，但只是回答：“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再问“欸……我是问福建、广府之类的”，他却说：“不，我是马来西亚人!”。类似有着强烈国族认同的想法似乎渐渐成为未来的趋势，其实值得欣慰。然而，在新的时代里，籍贯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还有的话，这一意识又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

虽然祖籍只是一种身份，但它背后所反映的，是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自19世纪华人大规模移入本区开始，操不同方言口音的移民开始在本地扎根筑梦，迄今已超过百年历史。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以及和其他族群的交融，这些生活方式也发酵出丰富多样，且参杂了在地色彩的物质文化。这些富有籍贯色彩的物质文化，更已进一步在地化成为地方的重要标记。其中语言以及饮食文化便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在地化的语言文化

在语言方面，各种籍贯由于在人口数上的优势，使其方言已成为许多地方的主要沟通语言（lingua franca），久而久之形成籍贯与地方镶嵌的现象，成为地方的文化地景。因此我们可以见到福建化的南、北马，广府化及客家化的雪隆、近打，潮州化的威省，福州化的诗巫、实兆远等。

在福建化的槟城，许多景观都必须从福建的文化脉络来理解，以槟岛北边的地名“坡池滑”为例，如果不以福建话来发音的话，我们可能会一头雾水，根本不会想到他是由Pulau Tikus音译而来。福建话也在北马地区出现在地化的现象，形成自成一格的Penang Hokkien。

图一：1931年马来半岛各县的华人优势族群（人口比例占超过45%者，视为优势族群）作者制图。

在广府化的怡保，许多的招牌、告示牌都以粤语发音，纯粹以华语来理解当地人文风貌的话，我们很难知道“下坚”与“Hakim”、“马下末”与“Mohamed”的关联，本区也正因为广府语言的作用，使得我们在调整饮料冷热或其他口味时，有了“走雪”、“飞砂”、“走奶”等传神名词。

在雪兰莪及森美兰一些客家人为主的地区，也出现许多以客家话诠释而成的地名，例如加影（Kajang）及知知港（Titi）。

图二：怡保具有方言特色的招牌（作者摄）

在柔佛，许多地名也必须以福建话或潮州话发音，才能知道其所以然，例如峇株巴辖的名称，只有在福建话中，“株”和“辖”才能与tu、hat对应（Batu Pahat）。

另外，各大方言也不能全然视为是中国文化在南洋的延伸，因为许多籍贯的方言在与本地文化交融之后，也形成具有本地色彩的语言，例如马来话的baru、pun、tapi、suka等的词汇，便几乎已经取代“刚刚”、“也是”、“但是”、“喜欢”的使用，成为本土福建话的一部份。当然，本土福建话也吸收了其他的方言，例如广府话的“啱”（ngam，对）便经常为福建人所使用，取代福建话的tio̍h。

广东话也存在着这种趋势，例如吸纳马来话的baan3laai1（pandai，厉害）、leoi1（duit，钱）、saa1 laa5（salah，犯错）。此外，福建话在讲价格时的“箍”（kho͘），也被广府话借用，成为kau1（几多kau1 /多少钱）。福建人的pai2（次，念“拜”音），也常被广府话借用，成为摆（baai2），作为“次”的取代。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一般所认知的中国方言，就已然在地化成为马来西亚的地方话了。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试看看用我们的“广府话”告诉香港朋友：“有一摆（baai2），吗咑（maa3 taa1）话我沙啦（saa1 laa5），畀张山曼（saan1 maan4）我，但系我冇咁多镭（leoi1）。”，看他们是否听得明？

当然，许多华人方言词汇也被马来话吸收，成为马来词汇的一部分，较常见的有mee（面）、kuey teow（粿条）、bihun（米粉）、angpau（红包）、bak（猪肉）等，在超级市场上买特浓咖啡时，也可以看到马来文将农写作kaw。

在地化的饮食文化

在饮食文化方面，多亏本地多元的华人次群体，使得马来西亚美食即使扣除了其他种族的食物，种类还是相当丰富。同样地，不同美食背后所代表的都是不同族群的文化精粹，有者也逐渐连结上了籍贯的标识。像是“福州”的鱼丸、面线，“客家”的酿豆腐、菜粄，“广府”的炒伊面，“海南”的咖啡、鸡饭，“潮州”的鱼粥、“福建”的面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食物与籍贯身分的关联，有许多都是在本地发展出来的，因此我们回到海南，“海南鸡饭”不见得是当地常见的食物，到了福建更不太可能找到福建面。

此外，同一种食物，经常也会因为不同籍贯人士的解读，而出现不同的想象，例如面/曼煎粿多为福建人的称法，广府人对于糕饼类则较少“粿”的叫法，因此可以见到他们称作大块面或煎燶包。

而相同种类的食物，即使叫法一样，也会因为加上地方元素之后而出现形变，潮州美食粿汁（Kway Chap）便是如此，在南马一带粿汁所使用的粿较为大片且平整，北马的粿则较小片且稍微卷曲。在新山，粿汁的粿则长长了，成为名副其实的粿条，故也被称为粿条仔。

另一个更显著的例子是标榜“福建”的面食，在南马，“福建”的面食一般以炒福建虾面的姿态出现。吉隆坡一带的福建面虽然同样是用炒的，但是所呈现的却是黑黑大大条的炒福建面。

在槟城，若不知道的人点福建面的话，老板端来的福建面则是汤头红红的虾面。这些变异反映了同样籍贯的物质文化在地化之后所产生的差异，这些差异也进一步成为我们形塑地方特色的基础。

图三：具有“福建”籍贯标示的面食在不同地区的在地化

籍贯构筑国家文化

藉由上面许多生活化的例子，我所要强调的是，重视籍贯文化并不意味着食古不化，更不是盲目地怀念故国，相反地，这些元素是华人建构自身文化基础，也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基础。因此，籍贯身份与我是“马来西亚人”其实并不冲突。

当我们一味强调华人的一体化、国家去种族化、强调我是“马来西亚人”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马来西亚人？什么是华人？这个国家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它的答案在小学课本里头也可以找到，那就是“多元”!

或许有人会认为多元的结果就是分立，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是害怕多元的时代，不同籍贯并不会为我们生活带来不便与隔阂，相反地，因为华人内部的多样性，使得马来西亚华人的元素变得十分精采。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讲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