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之力 】

一般上，我们都会倾向使用“冲击-改变”的模式，来解释马来人的现代化经验。这个模式指出，马来社会的现代化，是经由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而带进来的，这包括了现代的价值观、行政体系、经济制度等。

殖民主义的入侵造成社会冲突与对抗，殖民者为了拥护自己的利益，也不惜剥削殖民地的经济。这也意味着马来人的现代化经验，无可避免地充斥着伤痕。

例如，有计划地把乡区马来人排除在殖民地的现代经济之外，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发展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传统贵族则被吸纳入行政官僚体系中，成为勾结共谋者，尽管享有一些甜头，却在各方面受到约束。换言之，殖民现代化的一个面向，正是被殖民者的剥削经验。当中，最受压迫的一群是低下阶层的平民。

结构观点解释落后

基于上述的认知，人们倾向于以政治经济角度来剖析马来人的困境，从而认为马来人之所以陷入贫困与落后，是因为殖民的不正义社会秩序造成的。这不正义的社会，不公平对待马来人，导致他们被边缘化。这样的一种分析或反思路径，显然是透过把握整体社会的“结构”来解释问题。

譬如，印尼重要的共产党人陈马六甲（Tan Malaka）在分析马来世界的殖民主义问题时，便是如此。他一方面抨击自身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堕落、愚昧与落后，另一方面则批评殖民不正义社会剥削当地土著，并压抑其资产阶级的兴起，导致反殖民地运动的条件远远不如世界其他地方。在此情况，作为外来者的殖民者，以及同样是被殖民者的华人、印度人，一并被归咎为是马来人和印尼人的困境的原因，因为他们抢夺了当地土著的资源。

这样的从“结构”层面来分析问题，确实戳中了社会不正义的一面，尤其是为被压迫者的困境，如落后、贫困等，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不能怪责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公义社会的受害者。

然而，这是否也意味着，个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贫困、落后负责任？因此，这样的把问题归咎为社会的错，很可能推卸了个人所应负的责任。

检讨个人堕落根源

相对于上述的“结构”路径，另一种反思马来人困境的方式，则是强调个人的责任，从而主张每个人必须独立自主、不依靠别人、积极向上、努力奋斗，才能摆脱困境。马来思想家查巴（Pendeta Za’ba）便是如此。

在强调社群主义的马来社会中，查巴特别重视“个体”的社会观显得相当独特。对他而言，整体的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组成，因此社会的沦落，是以大部分个体的堕落为前提。反之亦然，社会的兴盛，是以大部分个体的积极奋斗为前提。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好好地反省、检讨与观察，自身的堕落根源。

显然，这样的理解跟前文所谈的完全不一样。对陈马六甲而言，“个体”在大社会环境下无关宏旨。但是，对查巴来说，个体却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反倒是社会的“结构”被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个体都被查巴同等看待，以至于一个人在不同社会阶层地位中的差异，也一并地被漠视。在讨论个体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时，查巴这么说道：“就此而言，在卑微的工人与坐在皇宫宝座上的拉惹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Perangai Bergantung kepada Diri Sendiri，页8）

换句话说，个体在对社会兴衰所应尽的责任，不管王公贵族或是平民，一律平等；其影响力与贡献亦然。然而，这似乎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因为身处不同社会位置的人，所能享有与调动的资源都不一样，其责任、影响力与贡献当然不能等而视之。因此，这也正是查巴的问题所在。正如许多批评家指出的，查巴忽略了社会的公义问题。社会的公义，对一个人或群体的兴盛衰败，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倘若身处于不公义社会，即便再努力向上，都难担保可以获得应有的回报。

两种思路各有优劣

以上两种不同的思路，侧重点都不同。如前所述，强调“结构”层面的分析，往往忽略个体所应负的责任，把问题归咎于外在因素，这包括不公义的社会、外来者（如华人、英美帝国主义、犹太人等）。这样的思路，可怕之处在于，很可能把个人的堕落推卸给他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强调“个体”路径的，虽则重视自己的责任，但却容易合理化不公义社会的种种措施，把问题归咎于个人的堕落。

上述两种路径，其实都存在被人滥用的可能。例如，既有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会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个体；反之，非既得利益者，则更倾向于视自己的问题为社会的错。由此，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准确分析事件的因果，并追究相应的责任？

人都有反抗的自由

能否准确分析事件的因果，这关系到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这问题不容易回答，也非本文重点。上述提问的目的是，尝试把“因果”与“责任”分开看待。对许多人而言，责任往往与因果相连。但是，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却指出，“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探求原因和追究责任是两件不同的事。探求事件的原因一定要彻底，但是不可以和当事者的责任问题混为一谈。”（《伦理21》，页58）

上文的“因果”概念跟自然科学的因果概念不一样。在科学中，“若A则B”，A与B之间有必然关系。而在人类相处的社会中，往往是发生了B后，才能追溯回A。但是，A和B之间似乎不存在必然关系。换言之，同样的“因”可能导致不同的“果”。例如，一个一生潦倒的人，若追溯原因会发现他有个悲惨的童年。但是，这并不表示，凡有悲惨童年的人，都必然会一生潦倒。这当中的关键在于，人在面对不同境遇时，有选择妥协或反抗的自由。

这个“自由”相当重要，对柄谷行人而言，我们必须预设“人有自由意志”，因为人若是不自由的，就不可能有伦理。在他的理解，伦理或道德的本质与其说是善恶，不如说是自由的问题。因此，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善恶。举个例子，机械人没有自由，只是执行程序的工具，那么善恶的概念对它就没有意义了。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伦理和善恶之分，也就不需要谈责任了。

回到前文的话题，即便是身处在一个不公义社会，一个人或群体的穷困潦倒，难道就可以全推卸给“结构”，“个体”不需要负责任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从追溯因果上，一个人或群体的困境很可能起因于不正义的社会，但个体在此当中仍然是有选择的，因此也就有自由。既然有自由，那么就必须反省自己的责任。

把不正义当作借口

强调个体的自由这点，在国内尤其重要。在这个种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的社会，许多不公义的制度或政策，都是以前一个社会的不公义为借口来正当化的。土著主义政策的推行，其中一个正当化的理由就是马来人被殖民主义边缘化。同样的，马来西亚华社许多偏差的行为或糟糕的表现，也是以遭到种族主义制度性迫害为正当化的借口。于是，不正义不断被以另一个不正义予以正当化，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就此来看，尽管这么的谈法是忽略了社会不公义的一面，但是查巴的思考——在经过柄谷行人思考的调和后——在为我们摆脱上述恶性循环的困境，却显得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参考资料：

Tan Malaka(2000), Aksi Massa, Jakarta: Teplok Press.

Pendita Za’ba(2007), Perangai Bergantung kepada Diri Sendiri,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柄谷行人（2011）。《伦理21》。林晖钧译。台北：心灵工坊。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在民间研究单位任职。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