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蜃楼】

根据首相署部长，每一年登记为选民的公民仅有10余万。这意味着有资格而未登记者每一年就增加多30余万。有资格而未登记为选民者已超过400万人之众，在人口3000万上下的马来西亚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比例。

日常生活中，亲友聚会上很难不遇到那些不遗余力渲染政坛黑暗，苦口劝谏他人洁身自爱不要“介入”政治的人。若以选民登记率和大选投票率作为反映“政治冷感”的指标并以生活经历为佐证，说马来西亚人“冷感”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我们能简单地把这数百万人都当做是对社会福祉漠不关心的人吗？根据世界慈善捐助指数，我国2014年和2015年都位列世界十大最慷慨捐献的国家；身边不乏积极参与各种社区计划、慈善活动的义工亲友也是我们共有的日常经验。这都反映着马来西亚人，其实有不太“冷”的一面。

无论是宏观调查还是切身体会都显示我们对社会是即“冷漠”又“热心”。问题是，为何马来西亚人可以热心于“公益”却无法热衷于“公共”呢？公益与公共之间真的有明确的界限吗？我们可以如何调整自己来连接两者，开拓更宽广的公共讨论呢？

被无力感吞噬殆尽？

前些年《东方日报》曾调查柔州华裔青少年的政治冷感状况。调查显示，有48%不参与政治活动的青少年是觉得“即使参与也无力改变现状”，另有31%觉得政治活动“与我无关”。后者可能是对政治的无知，但前者却并非如此。

我们如果假定那三成认为政治活动“与我无关”的人之所以对政治冷感都是出于对政治概念的无知，然后尝试普及社会知识和公共关怀，那我们最终也只是将那种31%的冷漠群体拉入48%的冷漠行列中，如此解决政治冷感的问题尚未足够。

处在后505时代，我们多少亲眼见证各种抗争手段的无效，亲眼见证了在野联盟阵线的各种乱象，亲眼见证当朝政权为了自保可以如何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处于无力和疲惫之中，看着求变的希望消散。下届大选近在眼前，而我们的这个国家距离我们理想的状态，就算不说是遥不可及，也至少是渐行渐远。

去年出版的《马来西亚大崩坏》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制度问题方方面面的照妖镜，虽然未能巨细靡遗道尽一切问题，却可以说是把马来西亚制度上最重要的问题都曝晒在日光底下。但问题被挑出来后，只在证成一个死局吗？要做什么才有助于突破困境呢？

懂得越多，仿佛是让人更是茫然。在这种氛围中，连投废票、不投票的号召竟也可悲地拥有了言论市场和某种诡谲的“合理性”。是否除了普及对问题的认识本身，我们尚需其他的改变来避免无力感将我们吞噬殆尽呢？

无力感未必导向冷感

源自于无力感的政治逃避并不是马来西亚独有的现象。南加州社会学教授妮娜·艾利亚索弗（Nina Eliasoph）著有《囿限的关怀——逃避政治的形塑》（"Close to Home": The Work of Avoiding Politics）一文，她曾经用两年的时间与不同的义工群体相处，近距离观测过逃避政治的现象。

妮娜认为，政治冷感的氛围是人们“主动”（虽非有意）塑造的。无力感本身并不是必然导向冷感，在感受到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向身边的人表现这种无力感，如何在公共场合展现这种无力感，对于社会是否会“染”上政治冷感的“病毒”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个人觉得无法改变的现状，有些谈话模式会开拓公民的视野，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另一些谈话模式则会缩窄公民的视野，让他们只关心那些“身边的事情”。换言之，无力感本身并不一定扼杀公民社会的活力，我们在日常中生活中对无力感的展现方式，才是决定公民社会存亡的关键。

政治与个人对立设定

妮娜在访谈中发现，退守在公益中的义工组织和积极在公共中奋斗的社运分子在日常中纵使同样对现状诸多不满、同样对各种问题感受到无能为力，但他们采取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内能看到什么问题、能想到什么解决方案。

大部分义工团体会交替使用“贴身”、“为了孩子”以及“直接牵涉到自己”和“力所能及”以及“非政治”的这些说辞。热心的义工们在交谈中也经常挑起各种困扰他们的各种政治话题，但在谈到一个看似自己“无能为力”的政治问题时，在三言两语之间，典型的义工式对话将会无法自制地，甚至是毫无自觉地转向问题是否“贴身”这一主题。

一个问题是否“贴身”在义工的言谈逻辑中相当诡谲，因为“贴身”与否并不取决于问题是否在身边发生，或对自身是否有影响，或问题是否严重，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力所能及”去处理它。

换言之，那些可以做些什么的议题会无意识地被归类为“贴身”的，而那些无能为力的议题，则会被归入“政治”（即与己无关，或关系太远的代名词）的，甚至是“不重要”的。

总是对身边那些力所能及能改变的事情作出行动（哪怕是微小琐碎的）而感受到事情在自己掌控之中比起挖掘出身边有数不尽的问题（哪怕是无可回避的）而感受到无能为力，前者总是比后者更让人比较舒服。

但这样虚设一条界线将“公共事务”与“个人关怀”二元对立起来，只会不断地收窄他们觉得应该关注的议题，而那些被排除的议题极可能会因此失去解决的可能性。把议题标签为“政治”的，并把这些“政治”的议题划出自己的生活，无疑是通过一种自欺欺人的划分来合理化自己的政治逃避。

妮娜在观察典型的社运分子讨论议题的方式时发现，对于社运组织而言一个问题既可以非常“个人”非常“贴身”，但也同时可以是很“重大”很“政治”的。社运组织不同之处在于，抱怨一个问题的结构性来源并没有像义工群体那样，让问题本身变得更加不“贴身”，反而延伸出更多改善现状甚至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从个人感受扩展到结构性的解决方案而并不是把“个人的”和“政治的”看成二元对立。要拓展公民整体的视野，消除这一虚设的二元对立是极为重要的。

利己说辞的思维陷阱

另外，妮娜也发现人们很善于用“自利”为标签去合理化自己应该关心什么课题，仿佛只有证成了“自利”，方才可以让人觉得行为具有合理性。纵使已有各种学科以不同方法举证说明人类并非纯粹自利的物种，现代依然习惯以“利己”动机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以此断定他人行为的动机，宛然不考虑自利的人是某种变异体一般。

这种只有“自利”才合理的氛围，让本来也应该自然而然的“利他”动机被神圣化。在“自利”逻辑的霸权下，一件事情若不够“贴身”，若不是直接牵涉到自己的生活或是自己的孩子，那就应该在自己的关怀雷达下自然屏蔽。当我们必须退缩到“自利”才能坦然关怀身边的事物，我们在无意识中一点一滴地培训着自己成为自扫门前雪的冷漠分子，分别只是我们走了五十步，一百步还是已经堕入深渊而已。

另一方面，以“自利”作为行为合理性的依据，也加深了对于产生“成果”的执着。如果我们没办法带来结果上的改变，那为什么要关注？凡是看起来做不出成果的（哪怕是阶段性成果）的选项将过不到我们效益主义的审查而自动屏蔽。结果，原本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方案就在这种效益主义的自我审查中消失于无形。

我们固然不能假设人人都会成为贯彻无私利他原则的行动者，但无私利他的大大小小的行为其实并不比纯粹利己的行为来得罕见。认识到“自利”的行为并没有比“利他”的行为更理所当然，并敢于展现出自己的利他动机对于扩大整体社会关怀的议题是极为重要的。

意见分歧是民主常态

妮娜通过较大型的调查显示，公民在不同的语境之间划出细致而坚定的界限来区分某个议题是否可议有着哪些特征。相较于开放而公共的语境，在较闲适和亲密的语境下，公民一般会展现出更高的社会关怀。

参与者愈众，大家默认为可议的议题范围愈窄。一些社会学者认为这样对待政治讨论是自然且无可避免的，但妮娜认为这是有误的。接受这个前提，我们仿佛会认同“绝不和好友谈政治和宗教”，因为你可能在这些根深蒂固的意见中与对方产生分歧。实际上，也有大量的历史和跨文化证据都表明人类，特别是彼此熟悉的时候，可以尽情争论并且并不会自然的、普遍地逃避分歧。

正如乔治·贺伯特·米德所言：“一致性的诞生就是公共领域的死亡。”把与他人意见分歧视为民主社会的常态，才有利于我们打开公共讨论的大门，让可议的、可思的、可解决的问题变得更为开阔。

不尊重不同的意见，总把意见与自己不同的人视为敌人，言语之间总是不遗余力地鞭挞与嘲笑，那么公共空间只会因为这种傲慢和不必要地收窄，社会改革的整体可能性也会变得更渺茫。

 


陈文辉，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现任自由业者，从事辩论指导、文化普及与三语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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