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排华根源

专栏  |  钟武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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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思明辨】

雅加达省长钟万学演讲引述《古兰经》经文,被政敌扭曲和指控为亵渎伊斯兰教,此事件至今余波荡漾,这显示印尼土著社会仍存在一股反华势力,不少人也开始担心排华暴动会在印尼重演。

无疑,跟其他国家的华族相比,印尼华族历年所遭遇的歧视和暴力可说是最多的,海外华人问题学者王赓武曾在1976年一阵见血地指出:“在过去20年,由于种种因素,被杀害或致伤、逃离或被驱逐以及处于危境的印尼华人人数远比其他国家的华人来的多。” [注1]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印尼华人并非一直都遭受歧视。事实上,在早期的印尼,南来谋生的华人大致上跟土著和平相处,有的华人甚至被当地的首领委任为中介商或高官,也有华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全面融入土著社会。但这一切在荷兰殖民者于17世纪占领印尼后就变了。

荷兰殖民分而治之

荷兰殖民政府对印尼社会实施分而治之政策,将当地居民分成三个等级,即属于最高等级的洋人、属于第二等级的华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等其他亚洲侨民,以及属于最低等级的印尼土著,并规定各族居民必须住在政府的划定的特区。而且,华人若要到别处处理事务或旅游,就必须事先申请通行证,并支付高昂的申请费。因此,只有富裕的华商才有能力经常往返华人区和别处。这种政策严重妨碍了华人和土著之间的交流。

此外,殖民政府在经济上也剥削印尼居民,迫使土著服无偿劳役,并对华人征收人头税。

殖民政府也实施由部分华商所操纵的承包税制,利用这些华商充当政府征税和从事像贩卖鸦片和经营赌馆等专利贸易的承包商,后者也因而成为暴发户。虽然这些富商并不代表所有华人,但由于他们是少数有条件往返华人区和土著区的华人,再加上大部分土著在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没机会跟华人相处,不少土著因而认为华人都是亲荷、自私自利以及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富商。

首宗排华红溪惨案

1740年,印尼爆发第一场严重的排华暴动。当年由于经济衰退,西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有不少华人因而失业。为了生存,他们加入了当地的流氓组织,从事非法勾当。

殖民政府为了控制华人社会,就决定逮捕失业的华人,并将他们遣返回中国或流放至锡兰(今斯里兰卡)和位于非洲南非的好望角当苦力。然而,当地华人却听到谣传说被逮捕的华人惨遭虐待和杀害,那些被遣返或流放的华人甚至半途中被抛入大海。

为了自保,当地华人逐成立武装自卫组织反抗殖民政府。殖民政府的武装部队和民兵肃清反抗力量,焚烧所有华人的住所,并杀害了大约1万名华人,之后将他们的遗体抛入河流,以致大量鲜血流入河流,当地因而出现诸如“红溪”的名称,意即红色的河流,这场大屠杀也因此被称为“红溪惨案”。这是印尼在殖民时期所发生过最严重的排华事件。

经济威胁引发排华

另一系列严重的排华事件发生在20世纪初,这些排华事件其实跟殖民政府在19世纪末撤销由部分华商所操纵的承包税制有关。印尼经济在19世纪80年代受到全世界经济衰退重创,殖民政府的税收大幅减少。到了19世纪90年代,为了增加收入,政府就决定撤销承包税制,并直接操控贩卖鸦片和经营赌馆等专利贸易。

这项政策严重打击华商的经济状况。为了继续谋生,华商开始进军原本由土著商人所垄断的巴迪布业和丁香烟业,因而成为土著商人的竞争对手,再加上在同一时期,印尼华人和土著分别深受华侨民族主义和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彼此视对方为“他者”,结果引发多场排华骚乱[注2]。

日本学者白石隆(Takashi Shiraishi)曾指出,20世纪初的排华骚乱是印尼土著第一次与华人所发生的冲突[注3],这说明虽然土著之前就已因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而对华人心存偏见,但一直都未曾公然跟华人发生冲突,直到他们感觉华人对他们的经济地位形成威胁,才展开排华行动。

贫富不均种下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印尼爱国分子就宣布印尼独立,但由于荷兰殖民者执意重返,结果与印尼爱国分子爆发长达4年的革命战争。由于不少土著将华人视为亲荷分子,印尼多处因而爆发排华暴动,其中最严重的发生在西爪哇坦格朗(Tangerang),当地大约有600名华人惨遭杀害,他们的财产也被掠夺。

但值得一提的是,中爪哇小镇八马朗(Pemalang)并没像别处般爆发排华暴动,相反的,当地华人和土著的关系相当融洽,并且共同积极抗荷。澳大利亚学者安顿鲁卡斯(Anton Lucas)曾在其著作中指出,八马朗大部分华人都跟土著一样来自中下层阶级,贫富不均的问题并不严重,因此华人和土著之间的关系远比印尼其他地区来得好[注4]。

这也显示印尼独立前所发生的排华事件大都跟华人和土著之间的贫富不均问题有关,而这些都是荷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遗毒。虽然华人并不全都是富裕的,但若跟土著相比,大部分华人的经济状况都相对好,这不幸加深许多土著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苏哈多庇阴的恶果

遗憾的是,印尼独立后的政府充斥贪污腐败歪风,不曾积极解决国内贫富不均的问题,反而不断有意或无意地夸大华人的经济能力。例如,在苏哈多当权时期(1966年至1998年),虽然政府对华族实施强制同化政策,但却同时限制华人参政、担任公务员、加入军警队以及进入国立大学深造的机会。

苏哈多政权把华人限制于经济领域,因此华人在苏哈多当权时期只能在经济领域大展拳脚。此外,苏哈多和同僚为一小撮华商提供庇护,以换取后者对执政党的长期资助。这些华商因而变得非常富有,这也进一步加强许多土著认为华人都是富裕的“外来者”以及跟腐败政权同流合污的刻板印象。

由此可见,印尼土著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其来有自,这跟荷兰殖民者和独立后的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这是任何想了解印尼排华问题的人所必须留意的。

注解:

[注1] 见Wang Gungwu(王赓武),“‘Are Indonesian Chinese Unique?’:Some Observations ”,收录于J. A. C. Mackie编著,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Melbourne:Thomas Nelson [Australia],1976年),页204。原文为“For whatever understandable reasons,nowhere have more Overseas Chinese been killed or wounded,run away or been chased away,and been so insecure during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an in Indonesia”。

[注2] 印尼华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包括荷兰殖民政府对华社的压迫以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对印尼华社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见李学民与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广州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298-305。

[注3] 见Takashi Shiraishi(白石隆),“Anti-Sinicism in Java’s New Order”,收录于Daniel Chirot与Anthony Reid编著,Essential Outsiders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年),页189。

[注4] 见Anton Lucas,One Soul One StruggleRegion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Sydney:Allen and Unwin,1991年),页85-86。


钟武凌,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市,霹雳怡保市长大,2014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华裔印尼人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华人社会,其研究兴趣也包括政治社会学、族群关系以及印尼和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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