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筑梦】

小时候的教育，凡提到华族祖先南来、至今依然生活在异邦的华族后代故事，我们所听到的叙述如出一辙：华族的祖先皆是中国生活困苦的贫农，为势所逼，被迫卖猪仔到南洋来，初到陌生的环境，处处被人压榨，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在异乡闯出一片天……

这样的故事不仅广传于马来西亚，在华人比例甚高的新加坡更是如此。时任总理李光耀更在1976年和到访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介绍，新加坡华人大多都是中国闽粤地区目不识丁的贫农后代，与港、台地区的商人和技术人员的后代有所不同。这段对话亦隐约地表达出“贫农后裔”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自豪感。

耳濡目染之下，大家的祖父、曾祖父还真的就在我们的认知中成了苦力猪仔，他们克勤克俭地生活，最终创造出当地的经济奇迹，成就了一段华族历史佳话。没错！这些可歌可泣的“佳话”刻画出华人逆境求存的精神，也成为华人自诩比其他族群优越的论述基础之一。

苦力后代哪里去了？

故事桥段是如此地深植人心，但是，当大家仔细忆述自己家族的过去，却又会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深究细查，相较于被卖猪仔到南洋来的苦力经验，更多人的祖辈是当地小本生意的经营者，有者则是前来投靠自己的亲人，并受雇于亲友经营的商号、园丘或矿场。那么，苦力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

根据1874年拿律（今太平）地区的马来封地主Ngah Ibrahim（拿律战争的主角之一）的口述表示：在进行森林开拓的时候，大概会有10至20%的苦力死亡；矿区开办初期，死亡率可高达50%，因此只有最穷的人才会前来开矿！

事实上，Ngah Ibrahim所提供的数据已算保守，根据日里（今棉兰一带）甲必丹张鸿南所编的《海国公余辑录》记载，南来者在船只航行途中就已死了三分之一，到达南洋之后，又有三分之一因为各种原因而死亡，在所剩下的三分之一当中，能够克勤克俭累积致富的，“不过百中之一二耳”。

另外，根据战前学者温雄飞搜集的访谈资料，南洋曾经有一个胡椒园在开发时，招募了50名苦力，但在半年之内死了48人，而园丘仅仅开发了一半，故再招50名苦力前来递补，又死了36人，死亡率高达84%，换句话说，100人当中仅16人能够存活。这些事实一再告诉我们，拓垦时期的高死亡率其实是一种常态。

未驯化的生态环境

这样高的死亡率其实源于各种环境的残酷挑战，在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大开发时期，这些猪仔所面对的是沼泽杂木遍布的原始森林，这样的环境对于前来拓垦的苦力来说，实为充满生命不确定性的环境。因此存活下来的条件并不只是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是秉持着物竞天择的公理，跨越来自天候、疾病、野兽等威胁所立下的生存门槛。

根据战前柔佛年报的记载，当时流行于当地的疾病就有疟疾、痢疾 、肺炎、肠热病、脚气病、黑水热病等等，许多初到南洋尚未适应环境的苦力容易染病，加上当时医疗与卫生条件不佳的情况下，致死率非常高。

此外，“原始的环境”与“猛兽的乐土”往往是一体的两面，在种植业为主的柔佛，Buckley便记载了柔佛19世纪中叶，每天都有人死于虎口的事实。为此，柔佛政府也开出高额奖金鼓励民众捕杀各种猛兽如老虎、鳄鱼和蛇等。

在北马，即使是在已经开发近40年之久的拿律地区，在1874年间，仍然发生两起鳄鱼吃人事件，对此，刚接手管理上霹雳的Speedy将军竟表示相当欣慰，因为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算少了。

男多女少的环境

除了充满威胁的自然环境，当时华人所面对的，也是一个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的社会环境。根据英殖民政府在1879年对于霹雳王国华人人口的统计，全霹雳约有1万9114名男性华人，女性华人则仅有1259人，男女性别比约为15:1，性别比例极度悬殊，为现今常态比的十倍。

这样的现实也具体呈现在早年的墓碑当中，笔者在太平年代最久远的岭南冢山便发现许多早期的墓碑，但其立碑者都不是刻上子女或妻子的名字，而是亡者的男性宗亲或共事者的名字，例如“叔”、“兄”、“弟”、“侄”的称呼。换言之，最早的这群移民要在男多女少的环境中繁衍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由叔父兄弟所立的墓，墓碑志期同治三年，即1864年，是太平最早的居民。（白伟权2015年8月2日摄于太平岭南冢山）

我们祖辈皆受益者

故事来到尾端，我们才惊觉引以为傲的历史并不如大家口中所畅谈的如此伟大。无论是我们所认知的“祖先”或是李光耀所说的闽粤贫农，他们绝大部分没有机会繁衍后代，而与我们有着血缘关系的祖辈，则是原始环境驯化之后才扎根于此的受益者。

所以当华人在自豪自己是苦力猪仔后代的当儿，或许得先谦卑地缅怀那些名不见经传，用生命驯化环境的先人，他们与我们可能没什么关系，甚至可能是成就我们祖辈风光业绩底下的那群苦力猪仔。因为真正开疆拓土的人，极大部分都无法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果实。

或许，故事的现实并不那么完美，那缺了角的历史碎片是如此地沉重不堪，以至于大家都刻意将之遗忘。但是，往往这崩了的碎角才是故事的核心精神，接受完整但不完美的故事，才能让我们在历史的路上坦荡荡，而不是长戚戚。

参考资料：

Buckley, Charles Burton. (1902).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C.1111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1874
C.1320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5
C.3428 Straits settlements.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 (In continuation of [C.-3095] of August 1881.), 1882
Campbell, D. G. (1914). Johore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14.
Harrison, Cuthbert Woodville. (1920).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London: The Malay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陈翰笙编（1984），《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北京：中华书局。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讲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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