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养生】

日前媒体报导中国一名母亲,为了寻求配对的骨髓以让患上严重型地中海贫血症的长子得以做骨髓移植,特地怀胎希望新生儿能够成为骨髓捐献者。她六年内怀孕五次,在妊娠四个月时发现和病童不配对,故选择堕了其中四个胎儿。终于在第六次怀的胎儿得以和其儿子配对,因此将成为其大哥的骨髓捐献者。

新闻见报,当然引来议论纷纷。刻意堕胎四次,是否等于杀四条生命来挽救另一个生命?而怀孕生下一个孩子,目的是想要成为另一名孩子的器官捐献者,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此事?

堕胎是否一种谋杀生命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一些人紧守着原则,坚持生命是神圣的,不管在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堕胎。一些人则将生命伦理放在每个案例的背景脉络来探讨,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堕胎。也有一些人认为未到某一岁数的胎儿不算完整的生命,父母可以全权处置是否要堕胎。

冀望科技解决伦理

这类问题并不少见,著名小说《姐姐的守护者》(My Sister’s Keeper) 深入描写这个生命科学的伦理难题,医学伦理迄今基本上并未对此难题有圆满的结论。

一些医学和科学界人士认为只要科技进步,就可以绕过哲学与伦理来解决这个难题,例如现今的人工受孕技术,即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已经可以在体外试管内授精,用现代科技筛选出不带遗传病变的胚胎,再置入母亲的子宫内继续怀孕产下婴孩。

倘若引用此技术,这位母亲便不需怀胎到四个月,才来检验胎儿是否可以成为未来的捐献者,就不存在需要打掉四个月大胎儿的考量。

然而单靠科技是否就可取代生命科学的伦理和哲学?每个人生下以后都是独立的,不应该是纯粹为了另一个人,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兄弟姐妹而存活。

小孩是否有自主权

在此案例里,即使没有堕掉四个月大胎儿的争论,我们依然还是要回到新生儿是否应该成为他亲生哥哥的“守护者”的问题。当《旧约》里该隐回答耶和华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我们就知道自古以来人生就是独立的,没有人要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活。

器官捐献应该是完全自愿的,因此也引申出小孩是否有自主能力来决定是否要成为器官捐献者。在疾病危及性命的危险情况下,基本上社会接受父母决定让小孩治疗,但医疗决定和器官捐献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父母为生病的小孩决定是否及要如何医疗,在法律上是无可厚非的监护人权利。然而捐献器官的小孩健康无病,父母是否可以单独决定让一个健康的婴孩面对捐献器官的风险,是一极有讨论空间的伦理课题。

医疗技术暗含剥削

现代医学这一百五十年来在知识和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加上许多药物和手术的进步,不断挑战人类可以治疗的极限。二十世纪初医师成为挽救人类的大英雄,许多医疗的成功个案也不断的被媒体放大,这几十年来器官移植和基因技术的进步,更是让人幻想生命可以无限延长,以及人类可以用基因技术改造引起疾病的遗传问题。

生物科技的进步,如今又再燃起优生学的烈火雄心,大家都兴致勃勃的探讨能否筛选最佳的基因来“制造”下一代,也想要用基因技术来改造胚胎以拥有“完美”的下一代。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圆满结局的医疗技术,其实隐藏着许多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黑暗面。随手拈来的就包括如何获取移植的器官,是否应该允许黑市人体器官买卖成为合法,以便更有效地控制和减少剥削。

基因改造道德难题

胚胎筛选又让我们回到一个人类最基本和原始的问题: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谁有权利决定生命的去留。基因改造听起来很吸引人,因为这可以减少许多疾病带来的痛苦。

然而我们必须谨记科技会制造不可避免的道德滑坡,当人类不只是要改造基因来减轻痛苦,而是想要改造基因成为更“聪明” 和 “美丽”等等被当代社会建构出来的价值,所谓的标准又要应该如何定义?我们应该用谁的基因来作为完美的蓝本?

倪匡的卫斯理小说系列里有个叫做《创造》的故事,写一对科学家潘博士夫妇绑架累犯王亭,然后以他们自己为蓝本改造王亭的脑部,使他成为彬彬有礼的人,然而结局却是王亭残酷地杀死潘博士两夫妇。

1971 年倪匡写这部小说时,就安排了白素说了这些话:“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不论是甚么人,当他想到要改造他人思想的时候,总是以他自己的思想活动作为典范,要人人都变得和他一样,单就这一点而论,其意念已经极其可鄙,远比抢他人财物,伤害他人身体为甚!”

今天的生命科学站在这百多年来的前辈的肩膀上,累积知识得以让科学家创造出几十年前还只能是科幻故事里的情节。然而技术上的成功,并没有伴随着生命伦理的同步调整。

如今我们总是兴致勃勃的想着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媒体也不断地张扬我们今天和明天可以做些什么,却极少有人停下来想想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和伦理还没有追上科技的脚步之前,我们其实需要稍息想想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

没有人文的科学,就像一部没有刹车器的高速跑车,风光一时的风驰电掣,往往也是意外悲剧的前奏。当科技可以让医者成为英雄,英雄就有责任需要知道何时该有所为,更加需要知道何时该有所不为。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十九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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