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实行45周年之际，我和其他8名前内安法令拘留者，于2005年8月1日，在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的安排下，获得向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正式以书面和口头方式提出受虐待情况的供证。

当时我的情绪是复杂的。对横行了快半个世纪的内安法令，仍然还没有被废除，自然深感遗憾。但对数以百计、千计的拘留者被惨无人道地加以迫伤、迫残、甚至迫疯、迫死，开始有了可以投诉的管道，还是感到鼓舞的。随着我们8人供证之后，希望其他曾经受过虐待的拘留者，也能把本身受虐待的详情写下，向人权委员会作出投诉。

领导工潮被逮捕

以下是我的供词：

我是在1967年在内安法令下被捕，1974年获释。被捕时，我是园丘工友职工会（UMEWU）的组织秘书。当时我积极参与了马六甲阿沙汉园和彭亨州直凉园工潮的领导工作。阿沙汗工潮在1967年2月25日开始，经过75天的斗争后，获得解决，于5月11日复工。直凉园工潮则始于1967年3月22日，在6月12日被当局以暴力镇压，6月尾全体罢工工人被开除，7月初被逐出住宿，以失败告终。

上述两场工潮是为了维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反对资方任意无理开除工友，及争取工友的合理待遇和福利。然而由于当时的联盟政权是实施亲外资和资方的政策，仇视进步工会，因此当局和资方就串通起来破坏和镇压工人的斗争。因此，除了动用工贼流氓、联邦后备队和镇暴队等来镇压工潮，园丘工友联合会的注册亦被吊销，而且至少有21名工会干部和领导人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其中多数被扣留数年到15年不等。

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

引用内部安全法令拘留工会干部和领袖的目的，是为了“颠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背叛工人的斗争，转而支持政府亲外资和反工人的政策。由于我们不肯就范，就遭受到各种迫害。就以我个人来说，在7年被拘留期间，特别是在首60天审问期间，我曾经遭受到以下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虐待：

1. 在审问期间，我不准见律师和家属。

2. 几位面目凶残的“打手”，被派来对我进行恐吓，指我是私会党徒，命令我脱光衣服，百般凌辱。

3. 他们以很有“前途”的工作来利诱我，吹奉我是三语人才，比当时新加坡的工运和政治领袖林清祥和方水双等人还要强，要我加入政治部工作。

4. 劝我自愿回中国，说什么社会主义中国比较适合我。如果我同意，当局会负责我及愿意随行的家人的旅费。

5. 他们开展心理战，派资深的马共叛徒来挫我的斗志，以“过来人”的身分，分析我国不适合进行革命斗争的种种大道理。

6. 他们最后给我两个选择：与政治部合作立即获得自由，或者准备被送进拘留营长期坐牢。

7. 在拘留营内，我两度被欧打。第一次是因为我和几位同志在牢房里唱歌，外号“大屁股”（穷凶极恶的家伙）的小狱官带了几名狱卒，凶巴巴地赶来以警棍殴打我们。过后，我被处罚单独监禁在“面包房”。我被迫开展罢食抗议，并要求营方对殴打事件公开道歉，惩罚施暴者及保证拘留者在牢房里歌唱的权利不被剥夺。在全体拘留者参与同情罢食后，营方由于理亏，很快就答应了我们的斗争要求。但过后并没有实行诺言，处罚施暴者。

8. 在1973年12月29日，我在镇暴队的镇压中，下体受伤，几乎残废（其他受轻、重伤的同志不计其数）。当时我们是集合在华都牙也营办事处前，要求营方告诉我们太平营拘留者黄水生同志自杀身亡的事情真相。镇暴队的镇压，引发了一场为时47天的罢食，这就是著名的12.29大罢食事件。

罪行罄竹难书

与许许多多被迫伤、迫残、甚至被迫疯、迫死的同志比起来，我受到的迫害可说是最起码的，它几乎是每个拘留者都必须经历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一般创伤。其实，内安法令拘留者被迫害的案例和方式真是罄竹难书！这些被摧残者一些早已含恨逝世。一些乃未能从惨痛的经历中完全恢复过来。一些希望把自己过去恐怖的经历，尽可能全部忘却。一些可能害怕被报复而不想谈已经过去的事。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认为即使谈了，也不能获得公正的补偿。

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人权委员会能够致力于采取更为透明和有效的方式，让更多曾经被迫害过的前拘留者，愿意挺身而出，作出详细的投诉，以便那些施暴的罪犯，能够一一被暴露、指证、及被控上法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局必须立即废除恶名昭彰的内部安全法令；立即释放所有在内安法令下的拘留者，或将他们控上公开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