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欠东风】
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
去年12月4日，前首相马哈迪毫无预警首次出现在行动党大会，当天我即将代表沙巴行动党参与大会辩论的，顿时感受到历史和政治的深刻矛盾。那时，马哈迪为首的土著团结党，和希望联盟的关系还是“分开走，一起打”。
土团党没有进军东马，姑且还能假装看不见这矛盾。然而，今年7月13日，希望联盟领导理事会正式成军后，土团党和希盟原生三党的关系转变为“手牵手，一起打”。就算土团党没有东渡，我们还能够假装不认识这位希盟总裁吗？
所谓“历史和政治的深刻矛盾”，就是历史层面上，马哈迪任相22年的统治导致权力无与伦比地集中，国家体制遭受破坏；然而政治层面上，现实的朝野权力博弈到了马来西亚第一次政权轮替、进而民主转型的前夜，马哈迪和土团党的加盟可能为此踢出临门一脚，甚为关键。马哈迪过去的“作恶多端”与他今天的“为善最乐”，在大局之前，必须有所取舍。
妥协的转型正义型态
在此民主转型的前夜，对马哈迪过去所造成的破坏，必须引介“转型正义”观念为视角，思考一旦政权变迁后，希盟新政府如何处理前朝政府所留下的历史问题。
一般而论，转型正义包含了三项任务：处置加害者、赔偿受害者与历史记忆的保存，以使受压迫和分裂的社会得以和解，并确保过去不义之事不再发生。
如果下台的威权统治者失去权力，新政府或可以清算旧政府的不义，将其以一般罪犯处理，转型正义则较为简单。今天我们的矛盾在于，改朝换代必须依靠从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来的势力，因此新上台者也包括这些过去有份参与不义之举的人们，而他们也会在新政府中分获权力（甚至有担忧他们能获得绝大部分的权力）。
此处之转型正义，则被迫在理想的法治理念与政治现实中取得平衡。换言之，这是经过妥协、非理想的正义型态。
身份证计划颠覆体制
马哈迪对沙巴所造成的破坏，非M计划莫属。M计划，或称马哈迪计划、身份证计划，是通过系统性地批准公民权予非法或合法的外来穆斯林移民，以此增加以穆斯林土著为主要支持对象政党的选举胜算，进而赢取、巩固政权。
究其实，民间相信，马哈迪掌政之前，派发身份证以增加支持者人头的做法，早于慕斯达化沙统、接着哈里斯人民党的年代都开始了。有证人曾声称，就是因为哈里斯早有身份证计划的施行，他才献计于马哈迪，以帮助国阵赢取政权。
许多人误以为沙巴政治的底色是本土对垒中央，殊不知从立国元年开始，中央插手地方政权之前，沙巴政治的两大阵营是穆斯林土著以及非穆斯林土著，华裔则做为造王者，那个阵营对其有利就支持谁。
由于中央政府相信，同文同种的是自己人，加上百林团结党州政府1990年在马哈迪的背后插刀，国阵/巫统操纵选民人数进而永久地改变了人口结构和政治生态，就是为了确立穆斯林土著在沙巴的领导地位。因此，这对非穆斯林土著来说，是“长子地位的剥夺”，是为最大的不义。
勿出卖沙巴的受害者
若在M计划的脉络下为施害者以及加害者定位，以权力来看，沙巴（本土党）是受害者，联邦政府（政党）是为加害者；以族裔来看，非穆斯林土著（卡达山、杜顺、姆律等原住民）自居受害者，获得主流领导地位的穆斯林土著（武吉斯、苏禄、巴夭等）就算不是加害者，也至少是受益者；以移民先后来看，早来者是受害者，迟来者是受益者。
我认为，身份证计划和马哈迪任内其他的历史包袱，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例如现任政府操弄的100亿美元外汇亏损案，企图治罪马哈迪。虽说亏损波及每个国民，然而就是因为雨露均沾，大家反不觉得自己是深受其害的受害者。再以时效性来看，发生在1990年代的遥远往事，毕竟不如一马公司案的新鲜热辣。就算以一马公司丑闻为比较基准，我的州议员同僚曾告诉我，“一马公司案最坏是偷钱而已，但马哈迪是种族清洗（卡达山人）。”
面对M计划马哈迪当政时的不义，一旦新政府成立后要落实转型正义，大致上我们拥有三种态度的选择：遗忘、惩罚施害者，以及和解。
遗忘者，就是新政权没有意愿、或没有能力起诉加害者的情况下，透过特赦的方式，免除加害者的罪行，不予追究，可谓选择性遗忘。就算换了新政权，也是有转型而无正义，断不是该走的路。希盟要避免陷入此种情况的阴影，这是出卖沙巴非穆斯林土著（受害者）。
清算恐造成冲突剧增
那么，惩罚施害者？也就是针对加害者的罪行，以司法程序来加以处罚。M计划的施害者，除了政治人物的指使，共有三个政府机构，移民局、国民登记局以及选举委员会患上了汉娜鄂兰所谓的“平庸之邪恶”，因缺乏思考而轻易执行任务。
移民局允许数以万计的非法移民轻易入境沙巴、国民登记局发出数以万计的身份证给非法移民，以及选举委员会允许这些拥有非法身份证者登记为选民，都是犯错者。然而，若大事治罪官僚系统，违反新政权上台需要的人心思定。现实中，新政府能够办的，仅止于整顿这三大机构。
若将惩罚施害者的范围扩大至清算受益者，更会破坏社会和谐、造成冲突剧增等结果。如前所述，获得身份证的穆斯林新移民，是许多本土民众眼中的受益者。激进的卡达山本土党，都会推出政纲说要驱赶非法获得身份证的穆斯林新移民。可是，这些新移民其实也不新，有些已经在当地有了第三代，已经融入社会成为土生土长的一群，试问要如何驱赶胡虏至关外？
揭露真相是基本要求
因此，惩罚加害者这报复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也难以实行。剩下的选项，唯有回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的和解。在惩罚加害者行不通，但是又不能遗忘历史的情况下，唯一的态度是至少对受害者有所交代。
揭露真相成为了和解的最起码要求，施害者以全盘托出、坦诚以对的态度换取受害者对其的宽恕和原谅，并以此展开和解，方能寻求社会和谐共存的可能。
纳吉在2012年2月8日公布设立沙巴非法移民皇委会，在7个月后，才公布八点职权范围。然后，该皇委会从2013年的1月至9月召开公听会，召见了211名证人，这些证人的供词都曾经让社会大众大开眼界，赤裸裸的描述身份证计划的细节，人民开始相信这不是做戏。
殊不知，2014年5月14日皇委会提呈报告给最高元首后，冷藏了半年，才在12月3日对外公布，结论竟然是反高潮的“身份证计划可能存在”。随后，两个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以副揆和沙巴首长为联合主席的沙巴非法移民常务委员会；另一个则是百林为首的沙巴非法移民技术委员会，负责“研究”皇委会报告的建议。结果呢，拖到现在不了了之，什么后续行动也没有。
想像沙巴内设自治省
纳吉的皇委会，是个不诚恳的“揭露真相”，因此也不可能以此换取受害者对施害者的宽恕和原谅。我建议，希盟在面对身份证计划这课题上，应该以转型正义典范的南非真相及调查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为楷模，还原历史真相、记取过去教训、寻求社会共识，务实地处理“新移民已经融入当地”这M计划的后遗症。
缺乏同理心，就无从凝聚共识。进一步细想，新移民受制于“分配公民权”的“恩惠”，聚居在非法水上木屋区，基本建设阙如、偷水偷电还要通过中间人付费、一年还要冒烧上几次大火的风险、出门害怕执法人员的趁机勒索。这些难道都是受益者的应得？
最后，非穆斯林土著的“长子地位”的失去，这历史伤痛要怎么才能补偿？从地理上看，穆斯林新移民主要聚居在东海岸，而原住民则在内陆地区还是维持多数族群地位。大胆地想象，或许身为立国平等伙伴的沙巴需要内部的地方分权，将沙巴这个邦分为五个省份（residency），西海岸、内陆、古达、山打根以及斗湖。就算非穆斯林土著失去了全州的领导权，也至少可以保持一两个省份的自治权力。将权力细分，莫让赢家全拿，或许是我们的出路。
陈泓缣，沙巴州斗湖人。本来是水务工程师，2013年当选沙巴斯里丹绒区州议员，行动党沙巴州秘书。著有《沙巴民主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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