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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赋权、不要父权:《众女喧哗》与性别正义要求

【当今特约】

一、大时代里的女性身影

如果我们尝试追溯有关新马两地女性书写与记录的出版轨迹,可以发现无论是女性本身书写的回忆录,或是由旁人代为叙述的女性生命故事,并不完全处于贫白的状态。

举例而言,很快的我的脑海中掠过三本书:一本是碧儿卡迪卡素 (Sybil Kathigasu)的《悲悯阙如》。卡迪卡素是在怡保一个叫甲板(Papan)地方,一位医生的妻子。在日本占领期间救援很多华裔游击队以及受日军迫害的民众,而她本身也曾受到日军酷刑的拷问。她所代表的是在抗日中的女性,如何以人道主义来抗议不公。

第二本是Suriani Abdullah的回忆录,她原来是华人,中文名字是应敏钦,后来嫁给马来马共第十支队的重要干部Abdullah C.D.。她也是马来马共第十支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应敏钦回忆录──战斗半个世界》反映了在抗日抗英时期,女性如何通过参加战役来对抗殖民主义。

第三本是《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1952-1964)》,这一本不是回忆录,是新加坡文史工作者章星虹的研究著作。韩素音是活跃于马来亚时期的医生,是马来亚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她是颇为争议性人物,但在50、60年代,以女性、医生和作家的身分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以文学呈现历史、介入政治,在新马两地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也有不少女性参与反殖反帝抗争,虽然他们的名字不像卡迪卡素或应敏钦更广为人知,但她们的声音并不完全淹没。邱依虹的《生命如河流──新、马、泰16位女性的生命故事》留存马共女战士的声音;砂拉越诗巫友谊出版社的友谊丛书,有不少是女性砂共的书写。她们,是属于大时代里的女性身影。

大时代里的女性身影,她们的生命经历和行动实践,都必须放到马来亚时期反殖的历史与社会脉络,才能确切理解女性投入抗争的抉择动因、抗争中的困境以及抗争后她们的历史评价地位。在这当中,韩素音表现的是女性社会公共参与的形态。

有意思的是,以上提及的书,皆出版于2000年以后,与社会“重写历史”的工程有关;无论是学界或民间,都试图提出有别于官方历史或宏大历史叙述观点的反殖史、社会史。而女性的思想和身体实践,提供另一种思考视野:女性视角作为大历史、宏观叙述的另一个叙述入口,如何可以打破大历史中的阳刚叙述,以及过于集中于单一性别群体的历史解释倾向?

二、民主议程里的性别议题

接续这样的思考脉络,便可了解《众女喧哗──从性别政治到生命叙述》的出版,是有它特定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关怀。这本书的出版,应合了当代社会在民主化运动进程中,要求转型正义的需求。

如果说重新挖掘马来亚时期的论述和书写,要求的是社会正义、历史正义,让历史中被遮蔽群体的身影浮现,以及赋予她们公平的历史地位;《众女喧哗》最明确的期待与要求是:要求民主、要求转型正义,不能忽略女性的视角,以及性别正义的问题。

《众女喧哗》第一辑〈不只是她们的议题〉紧扣当代脉络,揭示在国家制度、政策以及性别视野遮蔽的“结构性暴力”底下,女性群体如何成为“他者的歧视”,由此滑入弱势者的牢笼,成为被禁锢者的幽微身影。

无论是生育母体、慰安妇、性侵幸存者、LGBTQ以及外籍性工作者群体至今所面对的困境,不但是和国家制度、社会政策以及全球人力、资本流动有关,也和长期以来人们对性别权力不平等的视野,以及缺乏社会支持系统息息相关。

多篇文章亦暴露在国家和社会制度、政策所赋予正当的权力行使背后,如何掩盖“权力怪兽”对女性的身体、思想以及行动等自由选择的箝制、控制、监管,甚至是让女性的存在和声音消失。

我想举一个参照的例子。四年前,我曾在冲绳大学一场有关东亚刊物批判会议中,回应由金惠美女士撰写有关朝鲜慰安妇裴奉奇的调查报告。裴奉奇是在1944年发生冲绳战时,被带到冲绳的慰安妇。一直到1977年,她在《朝鲜新报》说出自己的经历。但这则新闻被南韩封杀,在日本也听不见她的声音。

因为朝鲜人身份,在南北分断视野中,裴奉奇浮沉于没有主体和无国籍的身分。她是殖民主义和战争的受害者,政治体制分断也让她成为国境之间的“难民”。扼要来说,“裴奉奇”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战后”。

提这一段事迹,是因为在邓婉晴所撰写的〈寻找马来西亚慰安妇:战争没有女人的脸〉这篇文章,读到了裴奉奇的名字。从文章中可了解,在90年代初期,巫统青年团秘书长慕斯达法耶谷(Haji Mustapha Yaakub),曾经进行在日本占领期间受到强迫劳刑受害者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收集慰安妇的证词,准备在联合国人权研究会上报告调查结果,向日本施压赔偿与道歉。但最后此事却遭到当年任巫统青年团团长、现任首相纳吉的阻止。

文章依据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者中原道子(Nakahara Michiko)的资料,说明理由是──“为了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将不在慰安妇议题上追究”。这样的结果,不仅使无数的慰女妇,在成为殖民主义和战争的受害者以后,她们在自身的国家更变成外交利益关系上的筹码。其次,值得反思的是,除了道歉赔偿以外,如何提供更友善的社会环境让慰安妇(甚至是其他受害者)可以放心说出证词?又如何关注她们在战后的生存处境、精神状态?

三、女性的“赋权”意识

如果说第一辑〈不只是她们的议题〉承载更多的集体记忆、集体的创伤;第二辑〈她的身影〉则是从个人史的角度,让我们了解政治运动组织者、女政治犯、粤剧女武状元、广播人、农民到建筑工人,这些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和教育程度等,看起来有着颇大差异的女性身影背后,彰显了多元的女性角色、思考、生活与实践。它所关注的是女性的“赋权”(empowerment)意识与行动。

在建国独立后,华文报章有一些关注女性“参政”的评论,例如从《当代马华文存》(政治卷)整理出的议题方向:80年代有〈妇女参政,此正其时〉(永乐多斯)、〈独立之后妇女政治地位的演变〉(温凤玉)、〈我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回顾〉(张永新)、〈妇女参政的难局〉(戴小华);90年代有〈女性参政是否受到公平的对待〉(詹运豪)等。

可是读这时期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最直接的感受是:只有“一个妇女”的单面脸孔。当时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如何摆脱妇女的传统角色、如何视妇女为公民主体以及如何打破男性的支配权等。文章并没有更细微的分析为何构成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原因,或让读者了解,知道这些原因之后,到底可以打破什么局面,或启发另一种对性别问题的认识等。

这一些都和性别思考自觉、知识结构和对问题的解释能力有极大的关系。在《众女喧哗》的访谈中,我们看见女性运动者和女性政治工作者,不是只关注女性参政的比率,而是作为女性政治工作者,如何能更敏锐关注边缘群体以及草根女性的处境,例如十八丁的越南妈妈、外籍配偶和处于低下阶层单亲妈妈遇到的难题。

此外,如何得以赋权,培养自身的独立与自主能力,这不是个体的奋斗,而是一个群体互助的过程,如苏淑桦在访谈中提及“女性讨论和参与方式可能是圆圈型而非直线式的。”

《众女喧哗》这本书,不仅实现了女性集体发声的可能,阅读此书,深切感受书写者的自觉,不把研究或访谈对象视为扁平的客观人,谨慎拿捏分寸,呈现真实的生命形态。最后,想说的是:

(一)“性别议题”理应纳入社会民主化议程。一个更民主化的社会,是对女性以及多元性别团体友善与宽容的社会;

(二)共同营造一个“要赋权、不要父权”思维的性别平等社会,让女性的声音更广被听见;

(三)在促进转型正义的民主化过程中,不能忽略性别正义的问题。如书中所碰触的生育、家庭照顾甚至是性工作问题,如何先行去道德化,回归人权层面,关照多重的问题,虽是艰难的挑战,但微小的声音也须被正视。

以上这一些,绝不只是女性本身的议题。


魏月萍,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关注思想史、新马历史与文学等议题。

编按:本文为《众声喧哗》一书的推介辞,经作者本人修饰,文有增删,亦可视为书评文章。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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