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节特辑】

今年十月份，报章刊登了一张照片，内容是前董总主席叶新田穿着囚服从法庭走出来的落寞情景。当时他被法官以藐视法庭之罪，判罚入狱，尔后上诉。法官最终暂缓他的刑罚。照片中簇拥他的不是华教人士或学生，而是狱警。这一景象，对过去纷纷扰扰的华教运动而言极富象征意义。

过去的华教运动应当告一段落，或更准确地说：悲情的华教运动应当告一段落。如果要开始另一新的华教运动，引领华教，唤醒社会重新关注华教运动，则应当重新赋予新的意义。

华教脱离不了政治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期间华教领域逐渐有不少转变。华教的发展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关系制约着。譬如微型学校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处于偏乡的华文小学面对窘境，其他不同源流如淡米尔文小学、教会小学也都如此。

这些学校有同样的特征，即他们与当地社区的关系紧紧相依。社区消失了，学校也就自然消失。然而当问题涉及华小时，总是被赋予华教运动史的悲情来看待。因而当首相纳吉宣布即将有10间华小新建和6间华小获得搬迁后，华社报章即连犊篇章赞叹不已。

新闻和舆论的背后，不知觉地把华教运动的悲情意识带入当中。这一现象说明了当我们面对华教问题时，为何总是无法以更为宏观的视野来处理之。

首相宣布建立和搬迁16间华小，是否华教的问题就解决了？尤其大选即将来临，纳吉正企图形塑中庸和多元的外衣，以争取中间选民。上述宣布反而曝露了华小的问题，仅仅只是政治的问题。

忽略体制问题不顾，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问：我们还需要华教运动吗？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国家和社会改革，我们也就不得不回归政治层面去讨论华教运动。因此，重新定义华教运动，必然和当下的政治语境结合在一起。

思考当下公民运动

当然，我依然以为“华教”和“华教运动”应当视为两个概念加以区隔和讨论。前者属于一个专属领域，后者则关乎社会改革的一项环节。

华教领域涉及的教育体制本身（从小学至中学），也涉及教育本位的问题。再以前文所谈及的微型华小为例。一所小学的微型化，其背后除了国家资源分配的问题之外，也关乎教育改革的观念问题。

譬如日本对乡村偏远的小学，投入的资源大于城镇的小学。他们鼓励乡村的小学发展自身特色，赋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性。这反而吸引城镇的家长，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回归乡里接受教育。

以上仅仅只是抛出一些思考。要如何进一步把华教运动更具体落实，除了必须与叶新田时代有所区分外，董教总组织还需要与当下公民运动同步思考，跨域交流。重新定义华教运动，不是千字文章能详尽讨论的课题。

本文为“2017年华教节特辑”文章，由林连玉基金供稿，以配合12月举行之华教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