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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性/别】

一直以来,婚姻的社会功能都等同于女人的过渡仪式,标志着其身分从女孩过渡到完整的成年女性。这些年,社会经历一连串急遽的变迁,出现多元化的婚姻观。然而婚姻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意义似乎仍然捆绑着大部分女人的生活。

很多女人在考虑结不结婚,或者什么时候和跟谁步入婚姻生活,都不被视为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私密事。反之,其身处脉络里的一系列社会规则、价值观和结构,依然持续为女人的自由与选择做出隐藏的约束与道德规范。

女博士难找到对象?

前几天跟研究室的国外女同事聊天,她向我倾诉自己即将加入“剩女”行列的苦况。事情的原由其实是女同事想趁着澳洲圣诞节短假回国一趟,于是忙着处理手头上未完成的事情。同时,因为还接到了家乡朋友的请求,她必须在百忙之中帮忙朋友们购买一些物品带回国。

我本以为她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推搪朋友的请求而面有难色,聊天后才赫然发现,引发同学懊恼的原因是来自于那一张代购清单里的物品。

看着家乡朋友在代购清单列下: “X牌奶粉”,同学感叹地向我诉说,她在国内的研究所朋友几乎都结婚生小孩了,唯独自己现今已过三十却依然单身。说起这个状况,她脸上掠过一丝悔意,遗憾自己当初为什么不趁着在念硕士班的时候寻找适婚对象,就像她说的: “大家都是在那时候锁定适婚对象的,如果我也一样,现在就不用那么烦了! ”

想到一年后自己将会正式毕业,步入女博士后的单身生涯,同事显得更纠结,再三强调“女博士是很难找到适婚对象的”,整个讨论过程围绕于男女博士的差别待遇,反映出社会一般主张男高女低的刻板婚姻配对模式。到最后,同事乾脆说自己毕业回国后就必须去相亲,只要眼光不太高,相信还是有机会脱离单身。

不是二元对立是非题

在父权性别文化结构根植的社会体制里,常主张将社会秩序区分为“生产/再生产”、“公/私”领域,并藉由建製化“阳性特质”和“阴性特质”,编织女性必须附着于婚姻与家庭范畴获得生命价值的论述,从而让女性跟“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挂勾。

现今,社会进步虽然已扩大了女性接受教育和拥有经济自主的机会,但是宏观条件的调整在没有伴随着微观层面的转变,亦即个人于日常实践中积极行动,消弭性别偏见和歧视,那么“解放”充其量只是流于象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人的生活势必面对更多的矛盾与混乱,终日摆荡于社会期待与个人目标之间的冲突。

很多时候,这种不确定性的状态,让个体必须面对个人身分认同危机,使人感到无比孤独、不安与恐惧。设若企图抗衡体制, 又必须承受主流文化规范所引发的焦虑感,例如: “女人应当如何应付社会对其‘嫁’不出去的负面观感”? 不难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女性唯有选择放弃思考的自由,宁愿採纳主流性别文化所提供的个性形式,让自己被“女人必须结婚”的枷锁压垮。

说到这里,我必须解释,我并不是提倡女人必须拥抱单身主义。在追求亲密关系的过程里,可以跟自己爱的人共组家庭,相互扶持与成长,是一件美事。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单身也不必然就是一种瑕疵的人生状态。女人结婚与否本来就不是一道是非题,“单身/已婚”的状态也不必被放置于极端对立的单一框架内进行比较。

翻转性别不平等社会

换言之,身分状态并不是问题症结。反倒是每一次如果有人说“结婚是人生的SOP”,我们必然要追问:“那是谁说了算的SOP ”? 我们应当学习的是如何不把许多主流文化的假定和信仰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去反思这种行为前提是不是我们所向往的人生状态? 我们究竟是否确知我们真正的人生需求?

我当然明白,要翻转性别不平等的父权社会体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社会结构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可以改变再造的。我们只要认清自己都有改变结构的能力,就可以透过不断累积短期的变化促使社会观念产生转变。

在结婚这件事上,纵使面对多少的压力,女人还是必须学习回到本身的自我意愿去思考与决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唯有透过有意识的行动去夺回发言权,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去形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才有能力维护个人主体的完整性。

要谨记,结婚与否这件事,应当由女人自己做主。


李威瀚,喜欢于日常生活里寻绎性别痕迹,以说故事的方式戳破性别迷思;崇向“去性别分类”世界,信仰“人”应予以“主体”而非“性别”身分存在。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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