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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维龙

“协商”这个词汇,在马来西亚的历史语境中是一个绕有况味的词语。甚至有人形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政治态度,大都是协商主义。至于左派、右派,那是什么?已经是历史陈迹了!

这里稍微探讨的是“协商”这个词汇,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描述国家

争取独立的使命时,基本上是由华、巫、印三大种族秉着“协商”精神而完成的。1969年间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于1970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各族“协商”之下,承认了土著同胞所处的弱势位置,接受了各领域中的固打制。“协商”成为了建造马来西亚政治制度文化的契约起点,由各族群政党组成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以此为基石,形成了所谓的“协商式”的执政模式。

70年代至80年代为止,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火车头轰轰隆隆地开跑。这个时期里,经济结构的转型为社会面貌带来了许多的改变。80年代末前任首相马哈迪的私营化政策,成功地将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90年代初开始,节节上升。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所谓经济成长的跳跃数字,致使国阵在1995年大选中获得绝对的胜利。但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却让人看见了政治“协商”所带来的恶果——由协商而予以部分既得利益分子垄断的资源,缺乏更长足的竞争力,而被上述的风暴给洗刷下来。

协商处处可见

上述简单的回顾,处处可见“协商”这个词汇的作用。今年7月份的巫统大会上,巫青团团长希山慕丁重提新经济政策的议程,扶持土著,重伸固打制,巩固马来土著的神圣权益不可侵犯性。

巫青团团长的说辞马上受到华社与华文媒体的“大力反弹”和“污蔑”(据希山慕丁所云),其中竟然还包括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于是,副首相纳吉站出来说,这些问题,我们大可以“协商”。作为回应,黄家定和希山慕丁也同意会面交流,因为这是国阵精神。

最近的马华公会党选和民政党党选,“协商”也是一个流行的口号。在蔡锐明要与黄家定对决的时候,蔡锐明就曾经很聪明地否决了“菜单”文化中的所谓协商精神。黄家定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

民政党林敬益原来希望郭洙镇退位,将署理主席的位置让给许子根。然而“协商”失败,郭洙镇不愿意协商,反而进一步挑战林敬益的主席位置。

“协商”是什么?出自于政治人物的口中,我个人对之常有所防范,也对之感冒不已。

何启良在他过去的文章中(参见<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述论>(收录于《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述论》,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年11月第一版)就曾经引述A. Lijphart 所谓“协合性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或“准协合式民主”(quasi-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这么一个概念。

“协合性民主”这个词语正是“协商”的专门术语。在他的描述下,所谓“协合性民主”具有四大特色,即(一)政府乃各大民族领导层的组盟;(二)相互否决的行规,用以保护少数的利益;(三)在政治代表权、公共职位、公共开支的分配。简而言之,学者将制度内和组织内的协商,清楚地定义了出来。巫统透过联盟的形式,掌握协商的主导权,成功地建立了一套的稳定机制。即政党控制着群众,联盟则控制着政党的简单逻概念。换言之,只要国阵联盟还存在,而巫统掌控联盟的核心,便等同于掌握绝大的资源。

协商VS分裂

“协商”,实际上也就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就(或助长)另一方的气焰。围绕着“协商”主义论述的背后,包括国家发展稳定论、国阵团结便是国民团结论等等。不是协商,便是分裂,甚至是颠覆社会既有的安定秩序。

按照上述逻辑演绎,最后的结论是将“协商”和“分裂”对立起来,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成功地说服了许多人——国阵的联盟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两者之间不仅仅是组织程序上的机制操作而已,同时也是许多华人赖以相信马来西亚明天会更好的伦理观念。反过来说,谁人破坏了“协商”过程,便是破坏既有的稳定状态,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表现。

因此,马华公会在华社民族的整体利益问题上,以协商来换取了更多眼前的利益,这种趋于务实的功能,及其态度更为许多屈身于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阶层所接受。而另一方面,凡是不愿意“协商”的,便要标签为极端主义分子,甚至可以质疑其对国家的效忠度了!

全面反思协商

最让人忧虑的是,持保守态度的传统知识分子甚至搬出孔孟的中庸之道,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典籍中为“协商”寻找合法及合理的依据。这种做法,对于极其希望进行社会变革的人来说,只是政治人物在为自己寻找无能的托词而已。因为事实是,国阵联盟的结构形式依旧存在,在国家层次的议题讨论过程中,非联盟权力核心的边缘群体便会受到排斥。

撕开协商的面具,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协商必然牺牲另一方的利益,因为利益的饼块原本就是那么大;(二)协商是政治谈判的策略。在公共舆论的空间山进行政治诉求的当儿,协商似乎提供了可以解决的方案,因此在谈判台上僵持不下之时,协商代表一种妥协的态度;(三)协商是权力的编制工具。议题团体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往往是社会运动团体的起点和依据。一旦协商起来,便等于向权力低头。因为协商就是放下道德姿态,不管是基于民族文化多元或民主平等的理由。

协商主义就长远而言,到底带给华社的是什么呢?保持警惕的当儿,还要尽力地将之解释出来。

国庆日虽然刚过!我们也许可以从上述的“协商”迷思中仔细地反思,所谓“协商”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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