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FM宣布停播以重组品牌后，社会公众哗然，对哗FM关爱有加的人士甚至发起了网上联署运动，要求能源、水务与通讯部长、首要媒体有限公司以及NatsevenTV 有限公司检讨停播的决定。

大部分参与请愿的公众人士都是基于哗FM的“下班红绿灯”节目突破了既有广播媒体的泛娱乐化及保守作风，“下班红绿灯”以尖锐不婉转的访谈方式，不过滤公众的叩应批评，取代了过往中文电台的平实背书报导，视大胆言论如蛇蝎的自我审查做法。

恰恰因为大马的言论自由太受限制，在哗FM“众人皆醉我独醒”（不管是真醉假醉），展现媒体本应有的批判精神，说该说的真话，大家倍感珍惜的时候，电台突然停播，无论是因为要重组品牌、执照货不对办抑或政治压力，都使听众异常失落甚至难以接受。

废除恶法应为主要目标

哗FM的停播值得反思之处有三。第一，我们不该抱着被动的心里等待言论自由从天而降，言论自由本该是媒体应有的权力，除了哗FM之外，其它媒体也应该如此清醒和正常，公民社会不该期盼媒体业主的善意或行政长官的大赦，而是认清言论自由问题的究因，使维护和争取言论自由提升到政治批判的层次。

余福祺 表示支持哗FM乃是原自于对其开放言论风气的支持，这点我也认可。但是举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争取公民权力与哗FM事件相较，正突现了支持哗FM的联署运动（三点诉求的内容）仅仅是消费者对媒体业主之素质商品的诉求。美国黑人反歧视的平权运动，若只是抵制巴士服务，永远有没完没了的商家在没有约束下继续公开歧视黑人，只有当最高法院宣布禁止种族歧视的政策后，才能在制度上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因此，公民社会要捍卫言论自由，必须批判现有不合理、压迫人民声音的政策。1千3百位签署的朋友应该在签署运动后主动结社，以废除印刷与出版法令，反对报纸检查制度，缔造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作为斗争目标。

政党大肆收购媒体

第二，首要媒体既然是巫统所掌控的媒体集团，那么为何华社没有像反对马华收购南洋一样，反对首要媒体收购哗FM母公司NatsevenTV 有限公司？政党染指媒体，今次我们视而不见，是否有双重标准？难道真如庄迪澎所说，华社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是基于文化情意结多于捍卫新闻自由？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大马多年族群分化政策所造成的“文化屏障”，对于另一个语系社会保持距离与冷漠。

我们要不断地复习，大马传播媒体转卖的历史，就是一盘政党蚕食公民社会言论空间的棋局，1961年巫统控制《马来前锋报》，1979年马华收购《星报》，1984年巫统真正控制《新海峡时报》还有其下的第三电视，巫统也控制了《马来西亚前锋报》，1981年马华收购《马来亚通报》，2001年马华收购《南洋商报》与《中国报》，2003年《星报》收购广播电台RFM98.8…

政党肆无忌惮入场买卖作为公众喉舌的媒体，足见大马公民社会的力量薄弱其缺乏醒觉。政党入场收购媒体，一来妨害言论自由，破坏公民社会的的监督角色，二则纵容政商勾结，易导致舞弊及破坏公平交易原则。因此，公民社会必需倡议政党商业活动的规范和限制，以防止政府可能的滥权行为。如果拥有强大的群众动员力量，也许公民社会能够发起类似台湾呼吁“党政军退出媒体”，“退报救台湾”的运动。

媒体工作者要反省

第三，哗FM“下班红绿灯”的亮丽表现，可促使当今媒体工作者思考，日复一日的工作和残酷的现实是否已经钝了思维，掩没了理想，失去了批判性？曾经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天职，而今落笔时是不是最严格的自我检察员？《独立新闻在线》记者林宏祥在与陈祖排的专访中，发挥了媒体工作者敢于质疑，深入检验政治人物立场的批判精神，却有读者表示其访谈“咄咄逼人”。由此得知，大马的阅听人似乎习惯了不咸不淡，彬彬有礼，抱着“客观”，“中立”牌坊的新闻报导--以最好的笑容与政要合影，以最好的文字呈献政要的言谈，以最好的角度拍摄手持《论语》的儒者。

须知，新闻媒体除了客观报导事实，还必需引导读者思考该则新闻的深层意义和解答疑惑，1947年美国新闻委员会提交的《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中指出报刊应该“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导，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前后联系之中”，以及“新闻要作出合乎真实的解释，把每一项重大事件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各种事物的联系中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和后果”所以，政治人物的行为关乎公众利益，检验其立场是否前后一致有何不妥？

最近各报大幅度报导李敖到中国演讲，除了报导李敖的明星效应、花絮和李敖情史之外，难道报章没有义务深入报导李敖50年来在台湾为言论自由斗争的事迹？曾有评者认为，“台湾九十巴仙的言论自由是李敖争取来的”，对这样一个言论斗士，我们的媒体却在泛娱乐化风潮下闻鸡起舞，岂不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