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主观上喜欢与否，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客观环境是一个多元族群语文、文化、宗教、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与阶级的社会。我国的华人对本土的宏观人文环境是否有真正深入的知性与感性了解? 华基党团在希望其他群体了解华社心声的同时，又有没有自我省思，到底华社本身对其他群体的认识有多深?

为了冷静与理性探讨这些集体心理与文化结构的问题，我和目前正在中国深造的我国学者潘永强在网上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隔洋对话。以下是对话的全文：

黄: 我们都是华校生，在华文报界服务过，也有不少捍卫母语教育和民族基本权益的言论或从政记录。不过，我认为我国的华文教育系统和华文报对加强华人认识马来人、印度人、半岛原住民、东马土著或纯受英文教育的华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与价值、历史感情和世界观方面有待改进。你的看法如何?

潘: 在独立以前和独立初期，马新华文报人和文史学者，其实对本土的关怀和视野，比今日宽广得多，那时在他们这一批文人报人之中，曾有一个整体的南洋意识／东南亚意识，也在这方面留下不少撰述和研究，包括组织过南洋学会、出版过《南洋学报》、《南洋文摘》、《东南亚学报》等等。独立之前，一些华裔文化人和报人，也愿意学习马来文，想用心了解本土事务，以及写出许多介绍本地历史和马来民情风俗的文字。六、七十年代新马华文报章还有一大版一大版的新马地理人文的专页。事实上，五十年代中期南洋大学历史系成立后，就培养一群对东南亚史和新马史有兴趣的学生，今日在海外成名的颜清湟教授，早年就曾经以中文出版过《森美兰州史》。

可是，这股势头和热情，在七十年代因新经济政策实施，单元文化主张抬头后，开始被浇息而有了变化。由于种族气嚣高涨，华社的心态转为焦虑与彷徨，注意力唯有集中在捍卫文化、保护传统，包括要突出被国家机关忽略的华人参与建国独立事迹，因此一股书写华人史、从事华人研究的风气慢慢形成，许多报人和文史工作者在认识上就有所调整，特别是叶亚来事件、三保山事件后，更是明显。此时，部份还是民营的华文报，成了发动华社舆论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支柱，扮演的是自卫与防守角色。换言之，这当中有一个改变的过程和心态变化，华教系统和华文报本来并不是对其它友族，采取冷漠或莫不关心态度。

当然，如今的局面开始转变也必需改变，随着各种族交往接触、年轻世代的语言能力和媒体管道的多元，自然不能再封锁自己。问题是，如今华文报媒体主管的素质、文化水平甚至基本认识，大部份人远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他们的同行前辈还要低落和差劲，他们之中的大部份人没有能力、视野和兴趣，去承担这类拓宽族群交往、本土关怀的任务。反而，现在在主流媒体内愿意多关心马来人、印度人、原住民、东马土著问题的记者，通常是年轻记者，但人数也不算多，还被视为“另类进步青年”。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退步。

黄: 以道儒释为主流信仰的我国华人社会似乎还对回教, 新旧基督教, 兴都教和现代西方世俗学说如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了解不深, 也似乎不想去了解。为什么?

潘: 在族群混居环境中生活多年，华人社会对其他宗教传统尚无较深刻了解，可能与族群之间的通婚现象不太普遍，有所关系。婚姻，实是进入另一个家族及其复杂人缘网络的最好方式，若社会上已存在大量集体的通婚行为，对认识和理解另一个宗教、文化，是大有帮忙，如早期的峇峇群体，或泰国、印尼社会的通婚现象。其实，华人社会内部，就是透过通婚，几乎消解了早期不同方言群和籍贯的距离，而华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比较普遍的通婚与交往的经验，则对华社认识基督教也有一定帮助，但面对其它宗教文明时，因缺少这项条件，就有点差别。

当社会缺乏普遍的通婚现象，就等于少了一个跨过宗教边界的自然力量，去认识对方，若加上种族、文化、语言甚至政治的差异与磨擦，就更加妨碍跨宗教，跨文化的对话。这时，就唯有期望透过理性的管道，作知识上的接触，如研究、阅读、书写。但是，正如上文提及，七十年代以后，华社大量精英花在捍卫本身的文化、历史，并无余力去从事不同宗教、文明的学习。

这种认识与理解不同宗教传统的努力，包括对思想学说的讨论，其实还需要有一个较为健全的学院式健制，例如教学与训练的环境，加上研究的机制、出版的机制（杂志、期刊），而非单凭个人的热情或在浮躁环境下，透过政治上的“论战”即可解决。现今，华人社会（包括学界）普遍上对人文与社会科学概念的掌握，尚未达到一个可以充分理解不同宗教传统、思想学说的程度，这间接也说明华社的知识力不足，故经常在许多讨论中，只能宣示立场或进行表面议论，却难有深刻的学理与历史知识作基础。

黄: 我国的华人社会有不少合情合理的冤情与诉求，但是, 很多华人和华人党团领袖不敢公开表达，而敢于表达者的国英语又不强，只能在讲华文的圈子里或平台上呼吁。这种困境可以突破吗?

潘: 在多元语种的社会，语言的隔阂是存在的事实，当华语、淡米尔语不能在国家的党政生活中使用时，这些语言群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影响，就受到妨碍。这一方面既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诉求，在官方体制中得到正确的传达，也不利于华社声音，在非华人或非华语的圈子中，受到注意并取得谅解。

但是，我们的问题远比语言沟通来得复杂，近期刘天球一篇关于谁是独立斗士的文章，是以英文书写的，结果引起的反应，不是聆听，而是被曲解。在这里可看出，语言有时不只是一项工具，它还是权力，它还有情感与灵魂。

事实上，回顾历史，我们必须认识到，华人社会的合理诉求，未曾因语言问题而受到忽略。陈六使的国英语能力强吗？林连玉的国英语能力强吗？八十年代董教总的林晃升、沈慕羽的国英语能力强吗？为甚么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华团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令国家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必须重视它们的声音，甚至必须封杀他们的声音呢？另一方面，在华团和董教总阵营中，也曾经有过不少国英语能力很不错的菁英，甚至加入民政打进国阵，但困境依然未解。还有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末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雪华堂和董教总都派出语言能力良好的代表，进入“体制”协商，到最后还是要宣布退出，为甚么？

在多元文化社会，国家不应因为语言隔阂，就忽略少数族群的公民权利，而有意无意地将他们排除在公共决策以外，这是有违民权。突破语言困境，华社与华团固然有责任，但政府若是重视公民权利，也同样要承担责任。

不过，华人社会的要求与声音，若要得到回响和重视，除了重视语言的媒介以外，更重要是诉求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合理与正当的诉求，不论透过何种语言传播出去，都会产生力量，争取到知音。例如，母语人权的正当性，最后就令到一位本来不懂华文的柯嘉逊先生，竟然做了二十多年的“华教分子”。

此外，除了语言因素，华社提出的诉求也要具有学理逻辑、理论基础和数据，而非流之情绪或泛泛之谈。同时，华社表达诉求时，运用的策略、技巧与公关手段的有效性，过去也是一直受忽略的环节。

需要说明一点，比起西方社会，以及日本和香港对翻译的重视，最需要强调翻译的马来西亚反而最漠视翻译，所有翻译理论都是来自西方，但马来西亚的大学却没有

一所设有翻译系，因此当局高呼族群要交往，是没有诚意的。好比说，《联邦宪法》本来是没有华文版本的，最后是民间搞出来的，而且是凭个人力量，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感谢黄士春先生。国家的态度是，你要你就自己做，政府是不会帮助的，所以至今《联邦宪法》应该是还没有淡米尔文翻译本。从这点就应该看到问题所在。

黄: 虽然华人和印度人社会一样, 都不断申诉受到巫统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岐视，但是, 华人社会中也有人在意识或潜意识里非常种族主义，总觉得印度人都 “ 很不可靠” ，马来人都 “很懒很蠢” 或印尼人都 “有暴力倾向” ， 而华人本族才是全世界 “ 最有信用” 、” 最辛劳” 、” 最聪明” 和 “最爱好和平” 的人种。这是文化基因中的种族优越感，还是对长期感觉被压迫与岐视所作出的自我弥补心理反应?

潘: 这既是种族政治下造成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是各种族在生活方面长期隔阂所造成的。人类对于和自己不同的生活观或价值行为，总会贴上负面的标签。这样的心理，若长期感觉被压迫与岐视下，更显得突出。我们不一定会觉得每一个马来人或印度人都是这样，可是心理上总是要简化之后，才能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他人。很不幸的，我们对于不同种族生活习惯的心理认知，就变成了如你所说的那样，这当中可能还有掺杂了阶级的面向，不纯粹是种族的问题。乡村地区的华人与马来人，其生活习惯相比之下，可能就比城市马来人与乡村马来人的生活习惯更为接近。

黄: 我国华人的朝野政治舆论一般上都是由城市的少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动, 很少考量到广大乡区同胞或甚至城市低收入阶级的利益与价值观。这种观察对不对？如果对的话，这对本土人文环境认知的差距又应如何拉近?

潘: 在大多数社会，通常有能力影响舆论风向的，都是少部份的社会菁英，即使左翼政党也是如此，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产阶级掌握更多信息，因此反应较敏锐，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更具备了影响舆论的技巧和接触媒体的机会。同时，城市布尔乔亚与中产菁英，在政治与经济上有更多切身利害关系，自然热衷影响舆论、维护本身的权益。

我同意这种政治舆论的取向，一定程度上有向中上阶级倾斜的现象，所以一般较少顾及诸如乡区贫穷、农地缺乏、地方治理等问题。有时候，城市布尔乔亚舆论所使用的概念或词汇，也流露菁英色彩，如“公民社会”、“性别意识”、“后现代”等等，可能与中下层人士的利益、价值观甚至偏好，都格格不入。这种差距，固然是来自于城乡文化的差别，但是事实上也反映出华人政治的阶级意识日益淡化，朝野的辩论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与阶级区隔。

但是，尽管城乡的价值与利益有所差别，不过在政治动员上，并没有带来太多的阻碍，因为在华人的政治舆论中，一旦祭出民族与种族的议题，城乡和不同收入的群体，其态度通常是一致的，没有太多差别。在这方面，族群意识盖过阶级立场，甚至公共政策的讨论。在民族议题上，如华教、文化地位，或种族问题上，如巫统的政治经济偏差，不同阶层的华人基本是态度一致的，甚至也认同由城市菁英提出的主张，如申办独大、民权宣言、两线制等等。但是在投票行为上，基于不同时期对实际利益的复杂考虑，有时才会出现不同面貌。

其实，在华文源流内部，城乡与贫富阶级之间的政治观点与价值，其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是，一部份英文源流的华人，由于文化、生活交往与历史记忆的距离，反而可能在感性的体会或对问题的理解上，与乡区同胞或其它低收入阶级出现更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