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马来西亚在客观的人文环境中是一个多元族群、语文、文化、宗教、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与阶级的 后殖民地 社会，理性的政治经济的思辩往往受到种种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因素所局限、干扰或扭曲。

这些因素包括资源庞大的“族基”执政党通过本身拥有、垄断或间接操纵的媒体不时在语文、族群或宗教问题上小题大做或断章取义，以维护政权与统治阶级的既得政经利益。而且，长期以来，由“族基”执政党人控制的国家机关更通过《出版及印刷法令》和《大学及大专学府法令》阻塞多元进步思想的散播。

与此同时，为了抗衡财雄势大的“族基”执政党，长期在政治高压下运作的传统议会反对党和民间团体有时也在情绪高涨和浮躁的激辩过程中，有意或无意跌落人多声大的对手宣传心理战陷阱中，令人看不出双方在基本意识形态上有什么差异。

为尝试跳出似乎无所不在的“族基”执政党意识形态框框，我通过电邮与从事草根工运多年的印裔社会活跃分子阿鲁齐旺 (S.Arutchelvan)，从另类的思维典范探讨一些主流的国家与全民问题，作为检查自我盲点的参考。以下是交流的全文:

种族号召力比阶级动员力强

黄:现在，很多以前被认为是敏感的课题都受到公开的讨论，但是，在国阵与传统反对党如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之间的辩论议题中，劳动阶级的许多困境和低收入群体的社经济关注还是不比宗教与族群权益问题般激烈。这观察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你认为是什么因素造成马来西亚的议会民主政治忽略了阶级课题?

阿:这观察是正确的。种族与宗教意识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中根深蒂固。说回教党采取极端的回教化立场，可以赢得马来人的选票和行动党采取极端的反回教化立场也可以赢得选票也是对的。由於英国人和后来的马来西亚统治阶级所实行的种族主义在地理环境和公众意识中都非常根深蒂固，这些政党於是可以走捷径以赢取选票。

黄:在过去，贫穷一般上是指乡区的‘绝对贫穷’ (absolute poverty) 或赤贫。但是，现在城市地区如吉隆坡的的士司机、低层公务员与警察、大学生、工厂工人和失业者等群体中，也存在着‘ 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 的现象。依你的看法，为什么政治人物还没有将城市地区的‘相对贫穷’现象提上国家课题的议程?

阿:我个人的意见是除了社会主义党之外，很多政党都没有直接关注或反映这些课题。几乎没有主流政党在房屋课题上争取或与工会一起奋斗。很多时侯，这些政党只在课题在国会被提出后或劳工法令被修改时，才作出被动的反应。即使在他们力争时，他们也往往会加点种族色彩如‘我们’受岐视或边缘化起因於 “我们的” 种族背景。有时侯，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贫穷的根本导因还是资本主义剥削人民。当然，即使在城市地区的贫穷上，种族号召力还是比阶级动员力强。

黄:最近在公开辩论应否恢复新经济政策及其可行性时，很多人都很明显以种族为本位的思维典范。为什么朝野似乎没有主要政党从非种族和社会阶级的观点探讨问题?

阿: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都根据他们的声明表达了反对新经济政策。人们担心讨论这些问题会触及‘敏感的’ 马来人特权，而马来文报章当然会营造这种公众情绪。国阵内的非马来人政党一般上都会因害怕种族关系紧张而 ‘让步’ 。 513事件时常对反对种族中心的政策产生心理威胁。

黄:为什么有时连穷人本身，无论是‘绝对’ 或‘相对’ 者，都将他们的处境归咎于种族的因素?

阿: 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接受到的影响，所造成的思维。我们的客观历史、学校制度、新经济政策的岐视性措施和宣扬走种族路线以解决贫穷和争取权益的政党与报章都是导因。凡事都涂上种族色彩是以前英国殖民地和现在马来西亚统治阶级加强控制与 ‘稳定’ 的方程式。

贫富之间的鸿沟加阔

黄:经济学的主流思维都将贫穷与失业归咎于贫穷者和失业者的‘懒惰’ 、‘愚蠢’ 或‘缺乏生产性精神’。这种思维方式对不对? 如果不对，那你又有什么另类的解释?

阿:在马来西亚和甚至全世界已经有统计显示，一直以来，虽然生产力已有提高，但是，贫富之间的鸿沟还是加阔了。尽管这些思想概念没有理性和科学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统治精英将继续加以宣扬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的确拥有控制人们思维方式的霸权。 马克思 就有说过，每一社会所盛行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过，历史也证明，如果人民觉醒后而分清了真正的“我们”和“他们”並决心摆脱困境，这些 (统治阶级的) 思想会在一夜之间崩溃。

新经济政策没解放马来社会

黄:新经济政策在1970年至1990年间施行了30年，也制造了一个土著资产阶级。然而，现在还有人说很多土著仍然贫穷落后。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克服贫穷落后努力的失败?

阿:公平来说，新经济政策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帮忙了土著和克服土著贫穷，不过，新经济政策也被巫统在资产阶级支持下滥用与操纵。新经济政策没有解放马来社会，反而造成马来社会产生依赖的 “毒瘾”，觉得没有了新经济政策就不能生活。这是巫统制造出来的现象，以便该党能继续统治马来社会。回教党也有这个问题。

要真正解决贫穷问题，我们需要根据需求(Need) 为标准的政策，由一个廉洁、透明和有效率的政府机关去执行。这个政府机关也必须不受政党操纵。所以，扑灭政府机关贪污腐败非常重要。

黄:巫统和马华所控制的媒体支配了我国的公共论叙空间似乎已是既定事实。还有什么办法结束他们的右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

阿:这类的支配只有在政治制度受到严肃的挑战时才会被打破。现在，全球化和城市化已迫使以前被地理因素分散的工人阶级更加聚合。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贫富鸿沟是亚洲最大者之一。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当经济崩溃时，严重的阶级问题就会出现。那个时侯也将是挑战右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机会。公正党和行动党也应该采取更鲜明的阶级路线。否则，他们将继续被动的以种族和宗教课题跟国阵竞争。对社会主义党来说，这是根本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广大左派能好好组织起来，它将能有效抗衡“族基”的意识形态。我们也相信，只有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政策才能造福大多数的民众。这是未来的挑战。

全球化进一步削弱族群政治

黄:马来西亚和欧洲各国、英国或澳洲不一样，因为这里没有了组织强大健全的工人运动和走阶级路线的多元民族政党或政党联盟，也缺乏以阶级观点为核心价值的另类媒体。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的贫苦与劳动阶级又如何以阶级意识与身分认同超越种族与宗教的思想框框?

阿:现在，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党 和民间团体如 “纳喊” 或 JERIT 已经努力将民众根据阶级的路线组织起来。在过去几年中，“纳喊” 也吸收了很多会员，特别是马来工人。缺乏马来工人参与是以前社会主义党的弱点。我们的分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将继续破坏人民的生活与环境。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和阿都拉政府在国内推行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 经济政策如保健的私营化都给我们带来将民众根据阶级的路线组织起来的机会。全球化的进程将进一步和严重的削弱“族基”的政策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