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观点

初探大学人文社科教育的困境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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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书摘】

近年来,“人文科系无用论”是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 在美日等先进国家,人文学科沦为板凳项目,少人问津,甚至出现裁并人文科系的现象。

哈佛大学一项针对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状况的报告指出,即便是在哈佛大学这种全球顶尖的知名学府,选修人文学科的学生也越来越少(注1)。

报告指出,于 1966 年至 2010 年这段期间,全美国完成人文科系本科学位的人数减半,从占总体学位比例的 14% 跌到 7%。在哈佛大学,过去 60 年专攻人文社科的人数节节下降,选修人文科系的学生,从 36% 下跌到 20%。此外,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报告也指出,从 2005 年至 2011 年,只有人文学科所获得的研究拨款逐年下降(注2)。

在日本,也闹出政府企图“消灭”人文社科的笑话。2015 年 6 月,日本的文部省通知各国立大学,裁并大学的人文社科, 将有限的预算分配至理工科系,遭社会舆论大力挞伐。争议爆发后,文部省“改口”,声称只是想改革部分科系来应对社会需求和少子化问题,由于通知文书的用词不周延,才遭到误解和批判。

这种种现象,似乎说明了人文社科没有实用价值,因此愈来愈不受重视,也不受市场待见。在马来西亚,本地大学的人文社科是否面对同样的遭遇?

本地大学人文社科的历史背景

马来西亚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其人文社科的发展形式跟本地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国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及商科经历成熟的发展后,大多拥有明确的界定,比如说拥有各自的系所,拨款和研究报告也会明确分类。

但是,这些学科在马来西亚却没有明确的界定,人文和社会科学大部分共处在同一个系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仍把社会科学、商学系和法律系(广义的文科)放在同一个组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缺乏高等学府,马来亚鲜有人文社科的教育和研究。唯一提供人文社科教育的学府是新加坡莱佛士学院,也只是为殖民地官员培育二线管理人才。其时,关于人文社科的研究,都由来自英国的官员或学者进行,专攻语文、历史学、人类学和法学。

1949 年,为了应对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的人才需求,英殖民政府把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与莱佛士学院合并为马来亚大学,开办文化语言学、历史学和地理学。

尽管如此,英殖民政府发表的阿伦布莱德报告书(Allen- Braddell Report,1955)和爱肯报告书(Aitken Report,1957)皆指出本地的人文社科教育发展不足,且建议开办更多课程。

1959 年,在马新两地政府的协议下,马来亚大学分成吉隆坡和新加坡两个自主校园。1962 年,位于吉隆坡的校园成为现今的马来亚大学,新加坡校园则成为现今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马来西亚成立之后,政经文教急速发展,社会各层面亟需大量专业人才,仅有的马来亚大学再无法满足马来西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于是,政府在国内各地成立国立大专,即理科大学(1969)、国立大学(1970)、农业大学(1971,现今博特拉大学)及国家工艺学院(1972,现今工艺大学)。

这些大专学府都肩负不同的使命和任务,马来亚大学文学院和经济及管理学院历史最为悠久,效仿英国强调博雅教育,被誉为马来西亚第一代人才摇篮 ;理科大学重视实用,初始就发展四大学系即传播学、戏剧学、历史学和文学,也强调跨领域学科如城乡研究、族群关系研究等。国立大学则是民族主义压力下的产物,成立目的是弘扬国家及马来语文化,推动国民身份认同。

尽管如此,人文社科都是她们重点发展的科系,迄今,上述国立大学(除了工艺大学)仍然是本地人文社科教育的领头羊。

马来西亚是多元文化社会,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一直是华社的奋斗目标。1960 年代,董教总发起创办“独立大学”,不过在执政党的剧烈反对下胎死腹中。1990 年代,政府放宽私立高等教育的条例,柔佛州华社成功在 1990 年开办国内第一所华文高等教育学府。由董教总所申办的新纪元学院也在 1997 年获准注册,紧接着韩江学院于 1999 年在槟城开办。

这三所学院都以人文社科教育为主,重视华文教学,也根据不同科系采用多语进行教学。由于南方大学学院(2012 年)、韩江大学学院(2017 年)、新纪元大学学院(2017 年)近年来甫升格为大学,其人文社科研究也不获国家资助,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当前本地大学人文社科概况

当前,评估大学成效最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参考世界大学排名。目前公认的权威排名有四个,分别是 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QS 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开发的 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而这四个排名,唯有 QS 世界排名提供马来西亚各大学的科系排名选项。笔者整理马来西亚四所研究型大学,即马来亚大学、理科大学、博特拉大学和国立大学历年来的排名变化(注3)。

综观过去四年的排名变化,这四所大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皆取得显著进步(表一),而马来亚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在 2017年更双双打进 100 名之内。此类世界排名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但是笔者从不主张过度迷信排名,更不待见校方以排行榜指标来规划大学发展。国内多所国立大学为了提升排名,大量招揽国际学生,极不妥当,马来西亚作为后进发展中国家,培育本土人才是重中之重,国立大学的拨款大部分源自公帑,教学和研发资源应优先配置给本地学生,而不是拿来换取排名。

根据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的最新数据(表二),人文社科新生录取率(注4) 近年来并没有不寻常的大幅度增减,其增减幅度跟总录取人数的增减幅度大致对应。大学新生总录取人数自 2011 年达致高峰之后就逐年下跌,选修人文社科的新生人数也随之下跌。

由于高教部把热门的商学科和宗教研究(伊斯兰研究是马大、国大和国际伊斯兰大学的大系,另外新成立的伊斯兰理科大学也开办多个伊斯兰研究系院)与社会科学归类,因此这个数据难以真正评估社会科学的受欢迎度。

首相纳吉 2009 年上台之后,雄心万丈推出多项大型转型及改革计划,表面上颇有中兴之像,亦反映在大学新生入学人数。随着多项金钱丑闻爆发,国内经济形势开始萧条,政府在 2012 年之后开始以各种名堂减少资助国立大学。

2015 年,首相纳吉推出《2015-2025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发展蓝图》,其中一个目标是国立大学财务永续经营。美其名为改善国立大学对资金来源,甚至吹嘘这乃下放财务自主权,实际上是要削减国立大学的拨款预算,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政府连续两年通过财政预算案削减国立大学的拨款,于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削减 14 亿 4 千万令吉(-16.48%) 和 14亿 6 千万令吉(-19.23%),总预算从 87 亿 5 千万令吉大幅度减少至 61 亿 2 千万令吉,减幅高达 30%,其中五所研究型大学更成为重灾区。政府下此重手,将会影响未来五到十年的研究质量(注5)。

此外,观察往年的 GERD(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on R&D,即“研发支出”,用以描述国家或地区在科研发展方面的总支出,见表三,注6),本地人文社科的发展形势会更加清晰。

尽管国家不断增加 GERD 的投入,2014 年人文社科的研发支出甚至高达 11 亿 4 千 570 万令吉,相比起 2008 年的 1 亿 3 千963 万令吉,翻了接近十倍,但是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GERD/GDP)在 2014 年仅 1.26%,距离 2020 年要达致 2%的目标仍有一段距离。

况且,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历年来的 GERD,政府投入占约 40%,对比其他国家而言也是相当的高。

对照 QS 世界大学历年排名不断上升,可以这么说,本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包括人文社科的发展,是由政府大量投入及催谷而成。如今国内经济萧条,改革无力,国库空虚,导致政府必须

大幅削减国立大学的预算,本地高等教育和人文社科的发展前景将蒙上阴影。

本地大学人文社科的困境和缺失

1. 国家元政策的影响

本地大学人文社科的困境,必须先从马来西亚国家政策开始谈起。1971 年,政府在马来亚大学召开第一次国家文化大会,催生了以马来文化与回教为核心的“国家文化政策”的三大原则 :

一、国家文化应该以土著(马来人)文化为核心 ;

二、其他文化中适合以及恰当之项目,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 ;

三、伊斯兰是塑造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自此,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和制度,便依据上述三大原则建构,身份认同的思想教育凌驾一切,人文学科的价值精神亦无形中被侵蚀。都说文史哲是人文学科的核心,却没有一所国立大学开办哲学科系,综观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也不见哲学思想的元素。欠缺西方哲学可贵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导致本国学生的世界观缺了一大块,可谓先天不足。

马来亚独立以后,国阵(前身为联盟)掌权至今,深谙教育为政治服务的重要性,通过各种钳制自由思想的恶法,如大专法令、煽动法令等,牢牢控制象牙塔的言论和学术自由。政治越是打压言论和学术自由,学者就越是走不出象牙塔参与社会,社会就越发看不见人文社科对社会的贡献,久而久之就产生“人文社科无用论”的偏见。

2. 基础教育先天失调

马来西亚作为后进发展中国家,政府多年来不遗余力推动理工科发展,栽培大量掌握科学、工艺、工程与数学(STEM)技能的人才,以支撑新时代的经济产业建设。

吊诡的是,根据大马科学院《2015 年科技人力资源及展望报告》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栽培 27 万名数理科学生,但目前每年只有 9 万名数理科学生报考国家教育文凭考试,报读 STEM 科目的学生也逐年减少。可以这么说,政府教育政策日趋重理轻文,却没有收获预期的成果。

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马来西亚的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导致学生家长重视出路更广的商科,而必须掌握科学专业知识的理工科,成为精英学生的选择,至于看似没有生产力的人文社科,则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学科。

说马来西亚的基础教育缺乏文史哲的训练,这句话有对也有不对。对穆斯林学生而言,伊斯兰教育已经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也是本国教育制度独特之处,虽然我国不是伊斯兰国家,但是伊斯兰教育却是国内所有穆斯林学生在中小学教育的必修课。

至于非穆斯林学生,教育部则把道德教育课程列为必修课。马来西亚的道德教育课程,内容重复八股,脱离社会现实,考试僵化死板,使得学校教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充满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让莘莘学子苦不堪言。

以笔者经验为例,2000 年考大马教育文凭(SPM)时,必须背诵十八个价值观的定义和诠释,考试的时候就应用那十八个价值观来回答试题描述的语境和情景 ;而今天的 SPM 考生,却必须背诵三十六个价值观的定义和诠释。

如果说本国的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这肯定是极其劣质的思想教育,死记烂背国家强行灌输的价值观以应付考试,徒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不但没有塑造正确的人文价值精神,也没有增广下一代的人文视野。

本地的历史教育也常被社会学者诟病,依据国家主流史观编写,抹杀其他民族的建国贡献,伊斯兰元素越来越多,世界观则越来越狭窄,强迫学生背诵片面死板的历史资料,致无法通过历史教育训练见微知著和举一反三的思考方式。

3. 文理过早分科

人文社科在马来西亚的困境,和整个社会与教育制度的价值认知有密切关系。在一般人心目中,人文社科沦为只是知识份子高谈阔论,没有生产性,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因此, 本地师长皆不鼓励学生选修人文社科,以免毕业后找不到理想工作,毕竟高等教育普遍被视为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和阶梯。

为了培育更多理工学生,我国教育制度在初中三之后就开始理文分科,这也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教育制度,以便快速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然而,过早分流,其实是人为割裂知识,强化分科意识,造成文科生不懂自然科学的知识,理科生缺乏优秀的书写能力,最终导致学生的专业性很强,视野却相对窄化, 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更甚的是,由于对文科的偏见,我国大多数学校,都把该校最好最优秀的学生和教育资源都投放在理科班,也就是俗称的“精英班”,而文科班则沦为考试成绩不佳的学生的安身之所。

这种重理轻文的现象,在国民型中学尤为严重,一些号称“名校”的国民型中学,除了强制优秀生报读理科,更公然在大 学先修班(中六)只开设理科班,而希望报考文科的学生,唯有转校一途。

过早文理分科,社会重理轻文,优秀生早早被筛选去理工科,造成文理两科的学生素质严重不对称,进而影响大学人文学科本科生的整体素质。

4. 社会科学之不足

我国社会重理轻文,在轻文的现象下,人文课程和社会科学课程的学术表现亦有不对称现象。由于国家文化政策使然,我国国立大学更注重人文科系的发展如艺术、语言、文化、历史及宗教研究,在这方面的发展也有一定规模,甚至多所大学拥有马来文化研究所和伊斯兰研究中心等大型学院,师生皆有一定素质保证。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针对公共政策、地缘政治、区域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却差强人意。我们可以看见,不论马来文、英文或中文,通过媒体或书刊针对相关课题勤于发表意见者,来来去去都是熟悉的脸孔,能够提出真知灼见,令人醍醐灌顶者,更是少之又少。

会出现如此现象,一是个人因素,二则是大学课程设置不规范所致。尽管社会重理轻文,但是仍有不少人基于个人兴趣,愿意投身人文领域如语文系,却鲜少听闻对社会科学有兴趣。

我国文科生欠缺正确的社会科学训练和语文能力欠佳,也严重影响本地大学生的阅读和分析能力。不少本科生毕业后,仍没有建立文献回顾能力(Literature Review),主要原因是受制于英文阅读及理解能力。因为大多数学术论著、文献期刊和研究报告都以英文书写,若英文能力欠佳,肯定遇上严苛挑战。

再者,本地大学的社会科学科系,绝大部分都是三年制,文科学生在欠缺文史哲基础的情况下,要在有限时间内学习大量学术理论、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训练,其结果可想而知。

就以马来亚大学的社会科学硕士班为例,不论研读哪门科系,都得强制选修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根据一名教授的说法,很多本科生毕业后都还不知道正确的研究方法, 因此必须在硕士班恶补这门知识。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比较国内外大学的社会科学体系,窥探科系设置不规范如何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有偏差。由于欧美顶尖大学如哈佛、牛津、剑桥等的教学历史渊源和精神有别于一般后进大学,学科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如哈佛大学更要求本科生必须文理双修,故本文不纳入比较范围。

表四可见,亚洲多所顶尖大学即北京大学、国立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我国主要的综合性大学相比,他们的社会科学学科规模比较大,学科门类齐全,体系结构合理,更适应其国家和社会对社会科学的人才需求。除了马来亚大学在本科设置国际政治和区域研究的课程,理科大学和国立大学皆不开办相关课程(注7) 。

从中我们也发现,国外的顶尖大学,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系院的主要学科,唯独在马来西亚,大多数大学,其经济学系是独立的一所系院(除了理科大学)。1965 年,马来亚大学的经济系从文学院脱离,自立为经济管理学院,自此,国内大多数新兴大学都效仿马来亚大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分两个系院。当时经济系独立成家,主要是为了方便和快速培养国家独立初期急需要的管理人才,然而这次的脱离,却对学科后续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当学习和学术资源不能共享时,社会科学的整体实用性也进一步被削弱。

就本地大学而言,马来亚大学的社会科学科系设置可说相对齐全,但还是欠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门主要学科,导致其社会科学本科生无法在系院汲取这两门学科的主要知识,必然造成知识结构有局限,学习方向有偏差,不能全面地从事公共政策分析和跨领域学科研究。

本科专业的设置也许还看不出明显差距,当我们比较这几所大学社会科学科系的师资结构,更突显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虽然不像马大开办专科的东亚研究及东南亚研究,但是该学院由四个系和三个研究所组成,即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此外还管理着二十多个科研中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有在职教师 54 人,其中教授 29人、副教授 22 人及讲师 3 人 ;而马来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系、东亚研究系及东南亚研究系的在职教师一共只有 23 人,没有正教授,只有副教授 6 人及讲师 17 人,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

5. 学术评鉴标准

国立大学人文社科的学生,占总学生人数逾 40%,但是人文社科的研发支出只占总体研发支出不到 10%,落差相当明显。一项研究指出,马来西亚的人文社科研究论文,大部分都由来自四所研究型大学的学者包办,主要研究领域是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环境研究,都是讲究实用的学科(注8)。

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在研发上,有根本性的差异。人文社科重视体系的建立,强调书写论述的重要,大多数时候都在单兵作战,难以兼顾讲课和撰写论文,因此研发需时较长。而理工科大多数以实验室为据点,强调团队研究,各司其职,能够有组织性的发表论文和争取资源,理工科发表的论文也比人文社科的论文有更加客观明确的评估标准。这种种差异,造成大学在分配研发资源上出现不对等现象。

玛拉工艺大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从 1996 年到 2011 年,马来西亚一共发表了 82,425 篇学术论文,其中人文社科的学术论文有 2,862 篇,占总数比例的 3.5%。研究结果显示,人文社科的学术论文产出比理工科慢,期刊或著作出版也不多,研发经费投入少,大学和产业之间也没有量化的知识转化,把人文社科的研究成果转换成产业需要的技术。总体而言,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人文社科研究文化仍然处在形塑期(注9)。

由此可见,除了打破外在环境的制约,要改进人文社科在马来西亚的困境,本地人文社科学界也要自我检讨及改进,共同扭转劣势。

6. 学术自由遭剥夺之影响

学术自由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7 年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就对学术自由有较明确和详尽的规范,即(一)教学人员不受特定教条的限制,能够自由地教学、讨论、研究、传播和发表研究成果、参加任何机构及发表意见,而不受机构的检查 ;(二)大学也应确保学术人员享有教学、研究及出版的完全自由,不应受到外界的干预、影响和惩罚(注10)。

尽管如此,杰出学者外流、学术自由受制以及师资制度不公却是本地大学讲师面对的主要问题,而这一切都源自于 1971 年推出的“大学与大专法令”。巫统是英殖民政府在冷战时期培育的执政党,深谙控制大学等于控制思想的重要性。“大学与大专法令”经历多次修改,从上至下牢牢管制师生参与社会的自由和规定学术自由的范围,连校长任命也必须由最高元首在教育部长的劝告下委任。

执政者的魔爪伸进校园,企图断绝师生和外界的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社科,最终变成名符其实,不问世事的象牙塔。执政者的魔爪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放宽,相反地,对来自大学的异议更加敏感。前马大文学院院长里端教授(Dr. Mohammad Redzuan Othman)因为在 2013 年大选前发表不利国阵政府的民调而被辞职 ;2014 年,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因为在网络上以专业的法律知识评论霹雳宪政危机,被控抵触煽动法令 ;2015 年,马大社会与人文科系的高级讲师邱颖慧,也因为撰文质疑警方针对示威者的动机和行动而被警方调查。

此外,校方也会利用研究拨款和预算,规范师生的研究题材,让大学失去探求真理的自由,造成讲师士气低落,有的选择闭门造车,有的选择另谋高就,最终造成杰出学者外流。由于政治敏感或自我审查,造成学术界的研究与我国社会的现实脱节, 国内很多关键的政经议题或公共政策,例如国家转型政策及战略、消费税和最低工资之落实,国立大学和国内研究机构皆甚少投入研究,对课题缺乏实证考究,甚至沦为各说各话的政治口水战。

7. 图书馆资源不足

图书馆除了是传播人类知识的场所,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标志,代表着一国之智慧象征。发展理工科,我们需要尖端的仪器设备,而发展人文社科,必须依赖丰富的文献资料。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学生才能建立文献回顾能力,大学学者才能做好研究,发表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马来西亚最大的大学图书馆是马来亚大学图书馆,现有藏书逾 250 万册,但是与哈佛大学图书馆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哈佛大学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高达 1700 万册。

我国大学生习惯填鸭式教育,上到大学也习惯依赖讲师提供的笔记摘要,考试前则期待讲师提供考试重点或考题情报,鲜少主动阅读学术论著,更别说长期追踪学术期刊的论文。校方除了必须大量增加图书馆的藏书论著和涵盖范围,讲师也必须鼓励, 甚至强制学生阅读学术论著和期刊论文,与前人智慧作最直接的交流,提升阅读文献的能力。

结语

面对单元化的国家政策和积重难返的教育体制,除非彻底变革,否则难以改善百病丛生的基础建设、改革中小学教育以培育优秀的人文学生以及改变社会对人文社科的错误认知。

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论是人文社科或理工科,面对的是结构性问题,我们缺的不只是人文社科,而是关怀社会,为社会谋求幸福的人文精神。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从上至下彻底改革。

1977 年,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认为,当今大学的知识结构中,除了人文和科学之外,至少还有“第三种文化”,即“社会科学文化”。当前马来西亚大学的社会科学设置结构,必须注重平衡、开放、多元、灵活和国际化,加强学生和学术人员的国际视野,从中理解他国人民如何观察当今社会、正确处理世界事务。

21 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世界越来越无国界,科技也持续颠覆各个领域的传统规范。高等教育应该培育拥有宽广视野,关心社会福祉,具备跨领域及多面向解决问题,知道如何突破现况的人才。

我国是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及宗教多元的社会,有数之不清,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高等教育应该回到初衷,培育“人文”的胸怀和态度,而不仅仅只是知识,才能教出能够应用知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愿意帮助弱势解决问题的人才。


注释

1. The Teaching of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at Harvard College Mapping the Future

2. 新闻链接,请点阅此处。 

3. 马来西亚总共有五所研究型大学,然而工艺大学(UTM)以理工科为主,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4. 马来西亚高教部把人文社科分成两个类别,即文学和人文(Sastera & Kemanu- sian)与社会科学、商学和法律系(Sains Sosial,Perniagaan & Perundangan)。

5. 新闻链接,请点阅此处

6. 数据链接,请点阅此处

7.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虽然没有设置国际关系和区域研究的本科课程,却拥有马来西亚和国际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开设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研究的硕士及博士课程。

8. Mohammad Reza Davarpanah,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of Malaysia in Social Sciences: Developing a Scientific Power Index, Journal of Scholarly, October 2009.

9. Sabarinah Sh Ahmad et al. The Progress of Malaysian Transl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05 (2013) 706 - 714.

10. 文件链接,请点阅此处


参考资料 

1.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5–2025(Kementerian Pendidikan Tinggi).

2. Indikator Pengajian Tinggi Malaysia 2013 .

3. UNESCO Science Report: Towards 2030 .

4. Stephen Chee, 1974, "Social Sciences in Malaysia", Symposium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Asia.

5. Chang Da Wan, 2015,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Rethinking the Malaysian Context", Humanities , 2015(4).

6. Philip G. Altbach, 2011,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 pg 11-32.

7. 唐君毅,2003,《青年与学问》,台湾 :三民书局。


张玉刚,毕业自马来亚大学理学系(分子生物),现为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全国政治教育主任,爱看杂七杂八的书刊和漫画,对日本战国历史和国际关系有浓厚兴趣,著有《民主行动党元老口述历史》。

编按:本文收录在潘永强主编“马来西亚教育大未来”丛书首册—《浮躁•族群•市场化—困局中的大学》之总论。本文获得大将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本文小标和段落有所调整,其余没有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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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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