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迂回曲折和荆棘满途的我国 独立斗争 进程中，有的战士 生存了下来 并将他/她们的 故事 告诉我们，也有的在战场中 壮烈牺牲 或在刑场上 成仁就义 ，没有留下任何的回忆录或口述 历史 。

尽管官方的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功绩或甚至将他们标签为“恐怖分子”。但是，民间还是有比较公正的另一面历史被具体保存了下来，作为永恒的见证与控诉。

为更深入了解保存我国各族人民独立斗争的另一面历史，我通过电邮跟一直以来在民间默默耕耘的独立史料工作者万家安作了一次交流。万家安校编过《英烈千秋 -加影地区及牛骨头山殉难烈士简介》一书。

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全文:

黄:你做了很多反思、文字和其他具体工作， 包括维理杨果、刘尧、阿都马南 (Abdul Adnan @ Abdul Manan)、哇合、末诺和末友诺等烈士的纪念碑，以保存战后马来亚各族人民和平与武装反殖斗争的史料与历史记忆。是什么精神或力量驱使你做这些吃力不讨好，而且没有钱赚的工作?

万: 首先，必须说明，抗日抗英殉难烈士纪念碑是集体劳动的结果，是家属们和加影地区不少的群众的愿望。他们很多人，给了很多的鼓励和帮助，包括提意见和出钱修建纪念碑。我无法一一列出来他们的名字，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们有一个家属委员会及一个出版委员会，我只是在收集和整理文字上出过一点力。

最初的名单是家属和有所了解的群众或者曾经直接参与过斗争的人提供的。他们想纪念已倒下去的亲人或战友。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以口述的方式记下了一点零星的资料；然后在一些书籍或文章里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积累下来编成的。

遗憾的是，这个工作开始得太迟了，很多知情的去世了，有的人住得太远，我无法采访他们。后期，我在查询某些历史资料时，也意外地在国家档案局发现一批华侨学校的历史资料及纪念一些在斗争中牺牲了的校友们的文章。如，九一烈士 张观风 、郑清凉、简玉盛和李修谟等，也发现一批雪邦沙叻地区的烈士叶世木的文艺作品，我来不及编进书里。

我曾经讲过，这是在抢救历史，抢救一段我国真正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事实。这是真人真事，决不可被抹杀的历史。我很希望有多一点人一起来做。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毕竟个人力量有限。

这些英烈们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骄傲，他们给我国人民留下了最珍贵的人文遗产和精神财富。他们以崇高的爱国精神、以他们的牺牲，指明了生命的意义，“独立”来之不易。

马来谚语说，没有认识，就不会有爱。我们必须认识他们，必须做实际调查工作。这些人曾经生活在这土地上，尽管他们是“小人物”，他们做了很多人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如何给他们定位呢？应该肯定他们，还是否定他们？这些人为了我国的民族独立、社会的民主和平等而奋斗牺牲了，为什么不给他们应有的正面评价？我们的国家不需要这种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吗？我们用什么来教育人呢？我们不以这个为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吗？

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也是受到再教育的过程。举个例子说，雪州呀吃十四碑新村的村长、一个小杂货商人林世显烈士的事例。当我听到他牺牲的经过时，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感动。

在 日军 来之前，他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愤恨，对中国人民受到的苦难的深切同情，他积极参加筹赈会的工作。日军来了，把他抓起来了，就关在加影现在的董教总行政中心的地方，当年是华侨学校。日军特务在地上铺了一张中国国旗，叫他只要踩踏过去，就会释放他，否则，就杀害他。林世显烈士不为所动，因而被杀害了。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女儿林玉英和女婿符力群也参加了抗日斗争。战后的和平斗争时期，林玉英还是前雪兰莪妇女联合会的主席；符力群则是马共在吉隆坡的公开党代表。紧急法令实施后，符力群参加了抗英战争，牺牲于马六甲；林世显烈士的儿子林玉团，华侨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抗英战争，牺牲于巴生直落昂，死时才二十岁。一门豪杰，为我国的独立自由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历史上，人类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争。自有阶级和国家以来，战争的性质就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侵略战争、奴役别国人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反侵略、争取独立的战争，则是正义的战争。人们肯定的和歌颂的是正义战争。我不知道还有人原意肯定和歌颂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默索里尼的侵略战争没有？

我们的教科书要教育我们追求真理。但是真理不是抽象的。寻求真理的人生命是很充实的，我看不出这会像你所担心的吃力不讨好的。

黄:不少的年轻人都似乎对战后马来亚各族人民武装反殖斗争的事故和人物所知不多，有些还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沮丧或灰心?

万: 年轻人不知或知之不多，这里情况很多。我们现在的教科书，要么，抹杀；要么，歪曲甚至完全相反的一套。堂堂的“国家记念碑”就告诉了你，当权者要教育你的是什么东西。大学讲堂里，谁个原意让自己的饭碗跳舞，我们自己不是有亲身的经历吗？知识是从书本和经验得来的，假如社会上也不容许告诉他们真正的历史，培养不出真正的爱国热情，甚至对社会的使命感，怎样去责怪年轻人？在我的采访过程，好心的人提醒我会不会被“抓”。讲个事实，我拜访过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家，她千吩咐万吩咐不要提起她的名字，怕被抓去坐牢（别笑，这是千真万确的），担心给孩子、孙子带来不利；另一位年长者也担心会影响孩子，因为儿子是公务员。你可以知道，英殖民统治者给我国人民这种破坏性的政治遗产，这种精神枷锁的威力，白色恐怖阴影挥之不去；现在也还是这样，有人在讲台上动不动就挥动短剑；历史知识成为可有可无的。现在的学校教育我们的是功利主义，讲究现代科技，找饭吃也容易，历史系在我的那个年代早已是冷门科系，何况是现在。不过，历来就有不少的“傻子”用自己的行动和孜孜不倦的研究告诉人们“历史的另一面”。现在研究我国真正的历史的人好像也多了起来，报刊的编者也给予一些角落容纳它们。这里我们不去涉及那些找饭吃或御用的历史辩护士。

我看我们要更加努力作出一点成绩来，做好历史教育的宣传；其次，要求年轻人眼光放远些，多点关心身外事，国家的现状和前途。

黄:我国各族社会似乎还不是很清楚，当年参与反殖斗争的武装民众除了华人之外，还有不少马来人和印度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觉? 如何纠正这种错觉?

万: 除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之外，BABA，怎样算？别忘了，尤其是阿沙族 (黄按:即Asal或Orang Asli) 。我们的纪念碑上就有一个阿沙烈士依曼。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爱情故事。在金马仑十九里的一位阿沙少女的爱情故事。一位活动在当地的华人游击队员受了极重的枪伤，手臂打断了。是这个阿沙少女和她的父亲不怕危险，用土方敷伤，终日不离不弃地照顾，终于好了。爱情也萌芽了。他们结婚了。这位少女的坚贞的爱情很使我感动。年多前，我到了当地，想去拜访她，邻居的阿沙告诉我，她已在几年前逝世了。

从一些回忆文章知道，在整体上，阿沙民族在抗日抗英斗争中曾经作出极其重大的贡献，为此也遭受过残酷的对付。我认为真正的历史工作者，也应该用浓墨书写阿沙民族的抗争史。我们只能说事实胜于雄辩，有心人特意伪造、歪曲历史，只能以事实来争论和抗辩。

黄:马来同胞参与当年的武装反殖斗争牺牲人数也不少。据你所知，马来民间社会保存史料和英烈事迹的的工作进展如何?

万: 我对马来社会在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对于加影的情况，我曾经到蕉赖九支向马来朋友了解，找不到什么资料，也许找不到“对路”的人；我估计哇合、末诺、末尤诺等人是双溪笼或呀吃一带的人，那里曾经有过马来先进分子的组织活动，有过“马来农民阵线”的活动。1947年马来国民党曾经在加影皇后戏院举行过盛大的常年大会；我曾经想找对仁加揽地区的情况有所了解的马来人，但早已去世了。我没有办法接触到知情人，给我的线索，要找的人都不在了。我很遗憾。

卡马鲁扎曼生前曾告诉我，他被关在半山芭监狱时，知道几乎每天都有5、6个人被拉去上绞刑架，其中不少是马来人。不过，由于特殊的需要，为了要把过去的各族的联合斗争，讲成外来人的，特别只是华人的斗争，而马来人的真正角色被刻意地掩盖或曲解掉。依我看，马来学界面对的压力不会小的。一种是“收编”。已故敦依斯迈医生说过：“每一个民族主义者，不管他是左倾还是右倾，都在巫统所率领的独立斗争中共同作出了贡献”。这就是收编的纲领；另一种是“打压”。国民大学出版过不少的有关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回忆录之类的书，应有十多二十来本吧，不久前，因为出版了依不拉欣吉及前马共珊霞花姬娅的回忆录，“部长级”的人出面了，“要求调查”、施压，不一而足。政治干预学术，直比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的思维，现在大学生被压迫得连投票选举学生代表的权力都被剥夺，人们怎样期望太大呢？我希望有正义感的马来人能作点努力。

黄:现在，华巫两族中的新右派民族主义者都似乎试图以他们的历史观重新诠释当年原本根据多元民族、人道和国际主义的反殖斗争，有意将多元民族、人道和国际主义英烈们重新 “包装” 为本族的 “民族英雄”。你对这种新右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左翼思想领域的趋势有什么看法?

万: 我有注意到你所说的情况，刚才我提过了一种“收编”的意图和纲领，就是一个例子。英烈们本来就属各自的民族的先进人物、民族英雄，有各自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的背景。当时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英国殖民统治。英烈们争取我国的独立、民主和社会平等的斗争，这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民共同的正当要求。事实说明，马来亚各族人民群众都在不同程度投入这个斗争，都作出了贡献。事实也说明，由于各个民族的觉悟水平和组织水平的发展的不平衡，而参与斗争的领导人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弱点和不足，给老奸计猾的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以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手段挫败了，因而没有能够取得真正的独立，独立的成果却全被右派的民族主义垄断了。

我不认为今天他们才在试图以他们的历史观重新诠释或重新“包装”的说法。你看电台电视、教科书、“国家纪念碑”、庆典的内容、“大人物”的讲话、教育法令、“马来西亚民族”论，哪一天哪一刻不在灌输和宣扬右派民族主义？那种科学的、真正的“人民的历史观”从来就不曾被当权者肯定过、确立过，反之，只有压制、扼杀。60年代初，南洋大学史地学会的同学编印/出版了一本根据当时报纸资料编写的《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简史》，书不但被禁止而且负责人惨遭各种逼害包括内安法令的拘捕、监禁。许多同学受开除学籍，等等。当权的李光耀集团于是用各种方法，把出身在新加坡的136部队的林谋盛大肆宣传为抗日英雄，只因为136部队是右派的中国国民党人搞的，尽管有一种说法认为，林被捕后屈节了。

客观的说，历史学界始终存在着如何诠释历史现象的论争。历史学界充满了尖锐的各种思想意识、立场观点之争；正确与错误、科学与荒谬之争。本来应该是民主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对的，但是，这里的政治环境只允许一家右派民族主义的、单边主义的，只有它们的才被认可的论述，而且，有些连民族主义的水平都达不到。人家在台上，你又如何? 我们只能要求历史研究者更加努力，把我国人民的历史事实，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以事实来战胜伪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