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国的华校生往往给非华校生和非华人一种因语文和对本群体外人事物缺乏知性了解与感性经验的局限而产生个性内向的印象。

虽然这种印象并非完全不正确，但是，在现实中也有很多如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医生国会议员选区助理刘子健的例外人物。精通三语的刘子健在台湾念过企业管理，现在又进修中国大陆的上海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硕士课程。

最近，我通过电邮跟个性开朗的刘子健作了一次对话，畅谈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教育质素、对国文和英文掌握的心得、我国的民族关系现况和华人在多元民族社会的政治出路等问题，作为公众参考。

以下是我们交流的全文:

黄: 你在台湾念过企业管理，现在又进修中国大陆的上海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硕士课程。你觉得中国和台湾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法有什么相同或差异之处?

刘: 我想最大和最明显的差异是课堂上针对彼等国内政治，特别是民主发展、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课题进行讨论时，中国来的教授显得相对“略为拘束、言辞谨慎、不多做评论、时尔会转移话题”；反之，由于我在台湾读书时，适逢正好解严时期，人民的价值观日愈多元化，岛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欲望，对国民党专制霸权的批判，显而易见。课堂上，教授在授课之际，时有不忘对国家公共政策的批判，甚至强烈不满执政党，鼓吹反对政府的言论亦见怪不怪。

不过，中国一些自由主义信仰教授，特别是在欧美旅居过的，显然就比较敢于对政局有所批判，虽然还不能达到今日台湾民主的水平，却比我预期的好。

另外，由于在台湾是学士阶段，加上东方社会学生的性格，课堂上讨论的气氛还得视教授的技巧引导，可是，硕士课程则相对着重思维交流，故相对而言，课堂讨论是较多。

值得留意的是，从中国各大专纷纷到各国推动及进行“学术出口”，显示中国非但深谙“软权力”的重要，也已经着手对外输出“文化产品”，打造“文化竞争力”。

黄: 你在台湾深造过后进修中国大陆的课程，在个人心理、思维方式学习文化和政治观念方面需要或不需要作出很大的调整?

刘: 参照与沿继第1题的回覆。在台湾，只要你对事件有了解，即可不必诸多考虑在发表看法时，会不会令教授难堪。不过，由于本身刻板印象使然，总觉得中国大陆的教授或不能完全接受某些课题的过度批判，比如天安门事件、人权等。当然，如同上述，这视个别教授背景而定。只是，这就使到我们必须“视人而定”，在课堂讨论时，做出适当的心理、学习和政治观念的调整。

黄: 你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华文的教育系统度过。为什么你还能保持对国文和英文的掌握? 是否可以分享你身为华校生学习国文和英文的经历与心得?

刘: 后天的学习对于掌握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多读、多看、多写是不二法门，尤其是语言练习的环境。老实说，语文的最大进步，还是在进入公正党后，有更多的磨练机会与环境。

有时，不管是国、华、英文，你会发现不管是新闻用语，日常交谈用语，甚至开会用语，来去都在一定的范畴内，要熟习也不是难事。我想，对于华校生而言，恐怕如何去争取训练的机会，还要远大于自己是不是已经能够达到与人交流的语言能

力。

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台湾大专教育系统的英文水准比中国大陆偏高。这种印象正确还是不正确?

刘: 不尽然！台湾的教授十之八九都是留学美国，且由于经济因素，企业往外出移的现象也相对中国早，故很多教授都会选择美国的课本，但授课仍然使用中文。反之，中国教授大都采用自己撰写的学术着作，来衬托彼等的学术研究专业。或许，以人口比率来看，整体而言，台湾教育系统的英文水准会较平均的好，但是，大陆方面近年的英文人才在质在量，亦已经在迅速进步中。

黄: 你自2002年以来便一直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医生国会议员的选区助理。你身为一位受华文教育者对处理这个以马来同胞为多数的选区的各种各类民生和政治问题有什么感受或心得?

刘: 感觉上没有那么多的看水沟、指破路等华社所谓的“民生问题”。不过，协助赤贫马来甘榜居民处理各类援助性工作，进入选区基层巡视等工作，则相对较多。也许，马来同胞很多是公务人员，在处理民生问题上，能够有更多的渠道，也相对的比较容易。

有趣的是，即使是在野党，这些马来社会的基层民生服务工作，不会动辄请媒体来做报导，不像朝野华基政党竞相在民生问题上大做宣传。你会发现，更多时候，马来政治人物出现在报章都是与政策课题有关。

我想，若要更好的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对马来社会礼仪、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有更深入的理解，沟通和处理上来也相对事半功倍。

黄: 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指责你因为参加一个以马来同胞为多数的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和当一个马来人/回教徒的选区助理而变成了 “华族叛徒＂? 如果有话，你又怎样回应?

刘: “华族叛徒”这个字眼是不曾听过，也许人民公正党的多元种族路线从一开始就清楚被定位，加上很多可以印证的实例，比如巫青团恫言火烧雪华堂时，公正党青年团马来领袖出面喊话阻止；前首相马哈迪要请在野党谈马来人大团结时，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以全民团结为前提，断然拒绝和巫统晤谈；母语教育课题上，公正党及顾问安华亦多次反对英化数理政策、重开白小、反对宏愿学校等，并在今年5月率团与董教总交流，共同达致4项共识。

不过，更常听到及当面被询问的是：“为什么不加入马华或民政，或行动党？”，我想，这在一个经过48年种族政治、文化洗脑的国家，这样的问题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我通常会反问：“48年来，当前华社的种种困境，不就是那些政党不管是大赢或大输所带来的吗？”，“当我们知道这条道路已无被证明无法达到目的地时，难道还要鸵鸟式的假装不知道吗？”，同样的，这样的标准也必须用来检验在野党。

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政治结构下，选择以巫基多元种族政治路线是一线极艰辛的路，不过，却不应该成为我们去选择容易的道路，走回种族政治方式，或走回已经被证明无法达到多元种族政治道路的理由。

黄: 身为一位受华文教育者，又活跃在一个以马来同胞为多数的走多元种族路线的政党和选区，你对我国的族群关系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看法?

刘: 对于国内的族群关系，我并不以为各族了解彼此的节庆、服装、饮食等，就可以拿来向世人歌颂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国家的典范，就自诩国内族群关系和谐。

根深蒂固的刻板种族偏见依然普遍存在；精致文化没有认真及充份的交流；甚至各族每日关心的课题也时尔差距千里。我国的族群关系非常吊诡，有种“很近，却很远”的实感。

我从不讳言，华社讲最多，也最渴望多元种族政治、文化、教育等，却根本还没有做好要实践的心理准备，有时还因为文化、人种优越感的作祟，形成“讲一套，做一套”的现象。

我们要多元种族政治，但参与政治必须如同马华或行动党的方式；我们要多元语文教育，却只在华社圈内摇旗呐喊；我们要打破种族霸权，却忘了一直都是种族霸权的共犯、帮凶和傀儡。如果，我们认为相下国内各族群的认知差异大于共识的话，就要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要再对那条已经被实例证明无法到达目的地的旧路了。那些希望用同一方法，得到不同结果的人，根本就是在幻想，也根本没有报怨政府施政偏差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