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 观点

新马来西亚的文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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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特约】

我必须坦白,我们与自身的文学有问题,我只能坦白而已。我不晓得有何解决方案。然而,在我们还未达到解决问题的阶段时,坦白还是好的。期望本着这诚意,可以促发自我反省,并且共同思来考挽救的方法。

我指的问题有几个,这里只记下两个。我希望,在近五年至十年,自从大马人民于2018年5月9日做出了重大改变之后,我们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否则,我们也许需要等待另外60年才得以纠正。

国家文学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文学的困境。的确,马来语文(或者有人称作马来西亚语文)是国文、国语。因此,本国的马来文学在国家文学的承认上比其他源流文学获得更特殊的地位。虽然在内心深处,我们晓得好的文学作品是不分语文的,前提是有益于人类的文学作品。因此,为何需要语文樊篱,不是吗?

我们也经常坚信地宣誓:真正的文学必须以母语写作。

争议就出现在这里。我们之中并非所有人的母语都是马来语。在华人或印度家庭成长的作者,他们的母语也许是华语、粤语、泰米尔语或者乌都语,这不包括来自伊班、达雅、马兰诺或卡达山家庭背景的朋友。他们也有各自的母语。

是的,马来语文是国语、国文,是学校的学习媒介语,并且是日常生活用语。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成长后无论何种原因以英文写作的作家友人。那是最适合他们的舌头和敲键盘的语言。我们无需归咎他们。

然而,文学表达情感、思想、知识和文化。如果这些都出自非马来语文,它就不是国家文学吗?

的确,我们又重新归零。话说这问题曾经被提出讨论,而且随着数十年前国家文化政策与文化大会的召开已解决。

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文化政策或语文大会诞生时,我们之中并非所有人都有代表的声音。

因此,那些以中文写作的作者离散到台湾并在当地文坛扬名立万。其中,在海外华文文学圈闯出名堂的有李永平、黄锦樹、张贵兴、贺淑芳和黎紫书。据知他们的作品都很优秀。我们马来人未曾读过也不晓得说法的真确性。倘若马华作家被否定属于马来西亚的,他们却仍持着马来西亚护照,那该怎么办。

我还没听闻有印裔作家尝试在孟买铸造名声的例子,却已有本国友人以英文创作获得曼氏书籍奖和英联邦文学奖,如区大旭(Tash Aw)、陈团英(Tan Twan Eng)和普丽妲·萨马拉珊(Preeta Samarasan),他们的确受西方文坛关注。

我们是否承认他们?倘若有一天大马的华文作家或英文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否将被承认为马来西亚作家?

伊斯兰文学

与第一问题有关的是伊斯兰文学。由于被大马承认为国家文学的是马来文学,其作家大多数为马来人。在大马宪法中,很不幸的马来人必须是伊斯兰教徒。

对一个拥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马来人,宗教自然成为文化认同,推而广之,它自然成为一个马来穆斯林作家的艺术身份。由此衍生了我们称之为伊斯兰文学的次文类。伊斯兰文学目前已获得非常显著的地位,它几乎等同于国家文学。

我仍记得几年前接替国民大学麻瓦尔·莎菲伊副教授的一门课。我要求阅读文学作品的同学举手,并逐一询问。一位印裔同学说他不阅读马来文学。

为什么?

“因为我没兴趣阅读一个充满说教,充满古兰经和圣训句子的作品,以及被马来化和国语化的阿拉伯词汇。如果居住在印度的马来人必须阅读课程里充满兴都元素的文学读本,你会感觉如何?把伊斯兰文学从国家文学抽出吧。”

我当时非常惊讶。自此以后我把伊斯兰崇高性的观念(syiar)从我的作品中剔除。我书写伊斯兰宗教的普世性,由此写了《阿妮丝如何升天》。作品有关伐木议题以及它对比南族的冲击,还有规律性发生在比南少女的强奸事件。长篇小说《教授》则书写民主,人权议题,以及一个同志群体的日常生活。

我后悔写《人类的上帝》,但是我无法回到过去,纠正过往的行为。我明白我必须善用将来有限的时间与机会。

我认为伊斯兰文学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伊斯兰文学的功能、要求和主要标准恰恰是扬善抑恶。问题是,正当大马面对贪污和金钱丑闻的前首相纳吉执政时期,以功能文学为写作前提的伊斯兰文学作家去了哪里?几乎没有他们的消息。

伊斯兰文学仍停留在白帽和头巾之间的爱恋抒情,并以萨拉姆(您好)、阿斯塔卡(我的天啊)、必斯米拉赫(真主啊)以及充满隐喻的性爱暗示作为妆点。

伊斯兰文学没有讨论违反上苍意旨的议题,如后退的封建主义,以及不触碰伊斯兰多元异质话语、宗派主义议题,也没有尝试阐释基本人权议题。

伊斯兰文学陷落在兹库拉赫(持念真主名号)和无常观念中,直到上了天堂见真主而不再归返人间。

语文局与翻译

语文局是肩负发展语文文学问题的官方机构,把前述两个问题归咎于它的确是轻而易举的事。 事实是,语文局恰恰是我们不晓得该如何挽救的失败机构之一。

这个颓势因我们在翻译领域的匮乏而进一步复杂化。

我们不但没有持平的,并且在短时间内翻译国外的经典著作,也没有认真翻译我们自己的作品并寻求管道把它销售出去。我们为自己的作品被国家翻译院翻译,在每年出席(更大的目的是为了旅游)的国际展销会上卖了一两百本而得意忘形。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翻译马华文学或马印文学作品,或者把马英文学如柏尼斯·考利(Bernice Chauly)或蒂娜·扎曼(Dina Zaman)的作品翻译成国语或马来语。嘿,他们也是马来西亚人呢!

倘若我们没有意愿相识,则难以相识,进而不想相识。我们沉静在自己的天地里。我们只看到自己。

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一开始就坦白昭告:我不晓得如何解决这问题,真的不晓得。这不应该是我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然而,我担心问题不会就此解决,而且会再延续60年。文学必须作为团结的桥梁。然而,今日的马来西亚文学一如我曾说过的,是隔开的没有交集的文学(sastera sendiri-sendiri)。

更严重的是,它不被视为问题。因为……是的,为何这是问题?我们不是为了追求个别生活、各行其是(事)而感到高兴吗?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新马来西亚吗?


作者简介:费沙·德兰尼(Faisal Tehrani),原名费沙·穆沙(Faisal Musa),目前在国民大学马来世界与文明研究所任研究员,也是《当今大马》马来文版专栏作者。他的多部著作被前朝政府列为禁书。作品主要由独立出版社出版,近作有《人类的上帝》(2007)、《安妮丝如何升天》(2014)、《教授》(2017)等。

本文原本题目是“Masalah Sastera di Malaysia Baharu”,原刊于《赤道文艺》(Arts Equator,2018.7.11) 。获得作者授权翻译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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