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子健

“今天对我们组织和社会生存的主要威胁，并非出自突发的事件，而是由缓慢、渐进、无法察的过程所形成。”------ Peter M. Senge《第五项修练》

在法庭庭令下，校舍面对被拆除，但新校又尚未开工的峇东仙托新中华小，能不能成功在各方斡旋下，令坚持不肯延后拆校行动的发展商，改变强硬不妥协态度，转给予校方通融，待新校舍建峻后，才执行拆校行动，已成为全国华社关注的焦点所在。

拆校事件发生后，槟州政府成立一个由国阵成员代表组成的四人小组，和发展商展开谈判。最新的发展显示，发展依然对拆校行动坚定不移，却献议在附近租下几楝店屋，充当临时校舍。可是，发展商的这项献议，并不被校方所接受。

唯一令华社感到欣慰的，莫过于 “在市政局、县署的协助下”，新中华小的新校舍工程， “终于可在本月14日，由槟州首席部长主持动土仪式”。看来届时新中华小的不愉快，及华社的悲愤，就将转换成 “政府的英明”、 “华社感激的欢迎”了。

衡量阿都拉认真度的指标

由于新中华小正好落在首相的选区内，这个集学校、发展商和政府机构的拆校问题，更是引人注目，毕竟，在所难免的，首相与政府要如何协助处理和解决此问题，将成为华社衡量阿都拉协助华小认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将是反对党是否再添抨击政府教育偏差炮火的另一实例所在。

这或是由许子根领导的州政府不得不在事件发生后，为这所 “已经被各方推、拖、拉”超过3年的迁校和建校问题，在无法再逃避的情况下，采取较为慎重但依然不能治本的应对策略。

新中华小今日的遭遇，强硬、不妥协兼无情的发展商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关注此间微型华小拆除进程的民众，无不对发展商毫不考虑该校46位学生，在即将面对开学却没有学校就读的铁石心肠，感到愤慨和无奈。

可是，深入了解和剖析的话，新中今日面对拆校危机，发展商坚持依法拆校，固然是难以让村民和华社接受，不过，却始终不是问题的真正根本所在。

就如槟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主席许海明局绅所纳闷，为什么县署，特别是市议会在新中校舍问题尚未解决前，就批准发展商图测？而若真要追究下去，答案或显然的是“新中根本不在彼等心中”，否则的话，为什么一所社区学校居然会被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所忽略呢？

狭隘教育偏差思维

明显的，新中面对发展商无情拆校行动，根本就是下至地方政府，上至州政府、教育部及中央政府一贯把华小边缘化，及官员狭隘的教育偏差思维，所一手造成出来的局面。

该校校长对媒体所做的下记几项公开声明，或足以让那些以为“全是发展商的无情与缺乏社会责任”的错，却对“政府长期边缘化华文教育的施政”不以为然的所谓 “华教和保校人士”，提供另一个省思新中华小事件的敲头捧。

1.该校在迫迁风波闹了整6个月后，于2002年11月23日，在一项由当时槟州副首席部长希尔米、校方与发展商所举行的会议中，发展商同意献出一块校地做为新中华小的新校建设用途。

2.半年过后，校方不断的向有关单位询问新校地转移事项，包括于2003年5月8日致函希尔米，却一再没有任何答覆。

3.校方也在2004年7月20日及2005年5月9日，致函发展商询问校地事件，依然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4.2005年7月4日，校方再致敬县署，同样没有回音。

5.2005年8月11日，校方接触发展将来拆校的庭令。

6.2005年8月19日，县署才姗姗来迟来涵通知校方已批准土地分配，要求校方马上向县署申请有关土地的拥有权，却至今尚未得到批准。

新中华小做为国家教育的源流之一，是教育部和政府所承认的学校，在面对校地、建校，甚至是拆校问题时，却犹如“弃婴”般，非但没有得到这些官方机构的关爱，还眼巴巴地看著他被发展商、地方政府公然的肆意虐待，一副俨然事不关己似的。

新中华小遇上没有社会责任的发展商，面对新校未建就得拆校危机，是国内鲜见却令人愤懑的个案，可是，国内华小长期面对没有社会责任的偏差教育政策执行者，早已是一个不争的长期结构性现象了。

保校是谁的责任？

就在村民冒著肢体冲突和法律制裁的风险，朝野华裔政治人物冒著「阻挠庭令执行的蔑视法庭”罪名，站在新中华小与发展商谈判，到不得要领后，必须阻挠拆校时，让人不禁感慨万千的内心质问，到底保校是不是政府的责任？是的话，又为什么没出来协商、捍卫的单位，不是教育部等政府单位呢？

如今，发展商没有兼负起社会责任，或是在法律外，一个华社可以大声斥责他的法外理由，但是，没有履行捍卫全民教育权益的社会责任的政府，难道就可以被原谅吗？

同样的，对于长期华教悲情，华社要的是那些遇到教育权益问题发生时，以“救火英雄”姿态出现的“麻烦排除者”(Trouble Shooter)，或在48年的悲情后，催生一个能够出现 “防火专家”的“设计工程师”呢？这或是当华社给予那些极力为华教“在技术问题”上极力争取的华裔议员喝辨时，更必须思索的“基本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