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永杰

流行文化里的“粉丝”“定性”的问题，文化研究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不同的思考方向。它的重要起源来自对“大众文化批评”的反思。这里的“大众文化批评”主要来自两个传统，右边是“文化 / 文明”，而左边是“马克思主义（更具体的是法兰克福学派）”。

“文化 / 文明”批评认为，只有来自传统的“高雅文化”：少数被定义为“精制”的戏剧、绘画、艺术品等。相反地，大众文化带来堕落风气，并且传染到整个社会，将人类的文明摧毁。这样的文化批评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

无论如何，文化研究者将反省重点摆在“左边”。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以阿多诺为代表），“粉丝”无疑是保守的，大众文化（更准确的术语是“文化工业”）通过诱发虚假需求，提供千篇一律、假个性化的产品，以致人格 / 心理退化的途径，培养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服从，发挥 “社会的混凝土”的功能。

二战前后，欧美的流行文化蓬勃发展起来，相对的，对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说，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已经越来越遥远，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更多的转向电视、流行音乐和各种消费行为上。这即阿多诺对流行音乐，或更广泛的流行文化，进行批判的历史大背景。

不过，无论阿多诺对流行音乐、大众文化，以至整体资本主义如何的批判，却似乎无力扭转它们越来越茁壮的事实。绝望的灰暗色彩弥漫开来，其书写也越来也深涩隐晦（尽管仍拒绝放弃批判），为的是逃避资本主义的捕捉。阿多诺的部分批评者认为，它的论述不能提供任何政治行动的指导，对于工人阶级越来越多转为“粉丝”的现实只有束手无策（甚至否定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有任何解放的可能性）。若大众文化受众 / 粉丝都是保守，不可寄望的，那么下来的，还是马克思的“老”问题是：可以做什么来“改变世界”呢？

大众文化：战争尚未结束

Popular culture is one of the sites where this struggle for and against a culture of the powerful is engaged…That is why ‘popular culture’ matters. Otherwise,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give a damn about it.

（Hall, 2002, p.192）

霍尔这段话突出他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更积极态度。通过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过去的“文化垃圾荒野”被转化为一个崭新的战场。

葛兰西说明，权力集团所以能够登上统治地位，并不仅止于武力，而是能够在意识形态上赢取了从属阶级的积极支持。这种支持不能透过强制而得，权力集团必须对从属阶级的利益和需求作出不定的妥协和让步。文化霸权的工作间即是市民社会的各机构，如学校、教堂、家庭、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等。

在葛兰西的概念下，大众文化是建立 / 维持领导权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且是一个斗争尚在的“政治”场域（本文使用“政治是权力”的定义，除另有注明），因为权力集团“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领导’（Gramsci, 2000, p.38）。”文化霸权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也未曾有停止被挑战的一天。

文化研究者没有简单地把大众文化或粉丝一棒打入“保守”的冷宫，他们能够察觉大众文化阅听人的某些积极性，如何规避和抵制来自统治集团的权力，举例来说，菲克斯（Fiske, 2001）就发现，麦当娜的“粉丝”通过麦当娜抵制父权所定义的女性特征，同时建构另一种属于自己的对立意义。

在正视“粉丝”的积极性时，霍尔不忘提醒我们，小心勿落入另一个极端，仿佛大众 / 粉丝是某种本真的进步解放力量。葛兰西曾谈到从属阶级的双重意识（dual consciousness）问题。在从属阶级身上同时可以找到矛盾或不相容的信仰，一边立足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另一边却来自工人自己的日常世界体验。基于这种见解，文化研究者会强调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Fiske, 2001, p.2）”，一种“经谈判的意图和反意图的混合体：皆来自‘上层’和‘下层’、也都是‘商业’和‘真实’的；它是反抗和收编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Storey, 1993, p.122）。”

打破粉丝和公民的切割

认识到这种双重性，格罗斯伯格（2000, p.75）点出：“只有进入“大众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力场的意义，才能看到斗争在何处是实际的和可能的，才能帮助阐发、培育和支持这些斗争。”如前述，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政治场景，汇聚到所谓的“基进民主”或“新社会运动”里。本内特（2001, p.63）公开认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工作“便是通读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以揭示运行其内部之主导意识形态的晦暗不明的机制，从而武装读者，在有关实践中反对类似机制的发生。”

文化研究所强调的差异性、赋权和接合概念对“粉丝”课题可以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也许可以往公共广电政策推进，但也许打破“广播 / 广播人”神性也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即让“广播技术”普及化，使人人可以发声，不再依赖广播明星、政客，或是裁断真假的评论人。一种打接合的政治工作是必要，我们不应停留在僵固、相互冷漠，甚至互相鄙视的“公民”、“粉丝”、“华人”等政治主体之上。

另外，通过将粉丝 / 公民二分，我们冒着落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政治从各个社会领域撤退，局限在“传统”的定义里，仿佛只能有政党、国会、国家领导，国家机构，更扩大一点，也许还包括利益团体、学运分子、选民、公民和搞政治的人等。人们开始相信存在着一种“没有权力（或政治）”社会部分，如公司、卧房、厨房、购物中心等。这种误解 / 分离反过来促成人们对政治的疏离，以为政治“于我何有哉”。如此一来，“粉丝”的保守性将不幸地成为了自我实现的命题。

就民主的崇高目标，这种去政治的结果肯定会给它造成伤害。现代人的生命里，工作、家庭、性、教育、消费等非“政治（传统意义的）”生活占了绝大部分，若这些领域充满了不自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试问在这些社会部分缺席的所谓“民主自由”，难道没有重大缺漏吗？在反思民主概念时，阿伯拉斯特（2005, p.148）发现，“民主原则局限于在非常少的公共机构和许多自愿性组织之中，而大量中枢性质的重要机构继续由很大程度上不负责任的非选寡头和个体独裁者所运作。如果我们旨在创造一个民主社会，显然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引用书目：

Arblaster, A.（阿伯拉斯特）。（2005）。《民主》（第三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Grossberg, L.（格罗斯伯格）。（2000）。〈文化研究的流通〉。见罗钢和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iske, J.（菲斯克）。（2001）。《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Gramsci, A.（葛兰西）。（2000）。《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all, S. (2002).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S. Duncombe (Ed.). Cultural resistance reader, pp.185-92. London: Verso.

Storey, J. (1993).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Bennett, T.（本内特）。（2001）。〈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见陆扬和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注：作者为新纪元学院媒体系讲师，本文为作者在“公民议政还是粉丝动员？”座谈会上所发表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