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养生】
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裁决：“国家不止一次召集最健康的人来维护大众的福利，因此若我们不能叫那些消耗国家资源的人民做出较小的牺牲来避免社会退化，将是一件奇怪的事。社会如果不让低等人繁衍，将可避免他们的孩子未来因为犯罪而被处死，或因为痴呆而饿死，对世界是一件好事。”
他引述1905年的另一案件说：“强制人民接种疫苗的理由，足以被引用来切掉此案件里当事人的输卵管。”然后他留下一句遗臭万年的判词：“痴呆不应多过三代。”
小霍姆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积极推动废除奴隶，在美国内战上阵，受伤三次差点丢命。他同情工人，也承认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利，这在当时的美国法官属于异数。他也裁决，警方以非法手段蒐集的证据，不可成为呈堂证据。
但在这个官司，他认为强制结扎绝育不够聪明的国民，是合法也合理的。
推动高智商男女结婚
美国多个州当时已通过绝育法律，在此Buck v. Bell 案子里，最高法院肯定政府可以强制手术令一些公民绝育的法律地位。消极优生学因此合法的招摇过市，就像一辆踩不了刹车器的高速火车，卯足力量加速前进，直到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在二战过后垮台，优生学才突然嘎然而止。
优生学（eugenics），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在1883年创造出来的术语，意思就是“良好出生”。高尔顿出生上流社会，深深受到社会阶级观念影响。他喜欢数学和统计学，通过图表及计算认为智力和成就都是遗传的，大力推动高智商男女结婚，因为他们将产生高智商及成功的后代。
20世纪初，科学界重新发现孟德尔 （Gregor Mendel） 半个世纪前发表的遗传定律，将遗传学成为优生学的主干，成为当时科学界的一门显学。
19世纪中期的是工业革命的蓬勃时代，也是人民从乡下挤到西欧大城市贫民窟的时代，更是狄更斯小说里面描写穷人悲惨状况的年代。那是资本主义不顾一切剥削贫苦工人的年代，但也是社会改革运动欲改善人们生活的年代。
斯宾塞提倡适者生存
18世纪末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在《人口论》的悲观看法，给予达尔文灵感，归结出：生物演化乃是代代相传，却略有差异之下环境天然选择的结果。
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著名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在1864年出版的书里说：“我要说的‘适者生存 ’，就是达尔文先生说的“天然选择”，或是在生命竞争里胜出的“种族”（races）。”（斯宾塞在这里用的 races，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了解的人类的种族。）
“适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这个名句，达尔文并非始作俑者，而是斯宾塞，虽然在后来的第五版《物种起源》里达尔文也开始用“适者生存”一词。
对当时欧美的精英社会来说，中上层社会白人的生产率降低，而下层阶级的穷人及外来移民不断生孩子，是个动摇国本的大问题。他们担忧太多低端人口将会摧毁西方建立起来的进步文明，导致“种族自杀”。
忧心忡忡的白人精英，包括政治人物、科学家、医师等都费尽思量要保存文明，结果走向了消极优生学（减少不合格的人繁衍后代）的道路。
同一时间，一些社会改革派及进步主义者，也为贫苦子民忧心忡忡，这些人也包括政治人物、科学家、医师、社会工作者及女权运动者，他们担心穷人生太多孩子，不能喂饱及教育下一代，导致恶性循环无法改进生活品质，因此他们也希望穷人能够控制生育，不少也投入了优生学的阵营。
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产生，尤其是在担心种族自杀的精英分子当中，更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召开国际优生学大会来讨论大西洋两岸白人文明的兴亡。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就是社会达尔文（其实是斯宾塞主义，而非达尔文主义）的教条。由遗传学背书把优生学升华成为科学，再由医学技术进步可以“安全无害”为人类（尤其是女性）做手术人工结扎来绝育。
消极优生学具备政治和科学背景，就只等待法律的首肯，而小霍姆斯1927年的判词就是那场东风。
纳粹倒台后成为禁忌
1936年，Ann Cooper Hewitt在三藩市法庭起诉其生母在未告知的情况之下，授权两个私人医生在1934年将她结扎，当时她20岁，也即将继承富有父亲的一大笔遗产。其母以女儿私生活不检点为理由将她绝育，而女儿认为母亲是觊觎那笔遗产而不让她有后代，双方都在庭上检举对方性生活放荡，以赢得案件。
最后法官判决私人医师对不在政府机构看守之下的人进行绝育，并不非法，因此扩大可以做手术绝育的医师群体，也扩大可以被强制绝育的群体，这个判决更是加快国家及社会对“不达标”的人，尤其是妇女，做手术结扎的速度。
美国加州可算是思想最“进步及自由”的州，却也是美国境内最多绝育手术的地方，估计大约2万人被强制接受结扎手术，大多数是西班牙裔。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科学家及政治人物以美国，尤其是加州作为样板，依样葫芦通过法律来合法强制绝育40万人，是当时优生学最为疯狂的国家。北欧四国也是消极优生学的热诚支持者，强制手术结扎好几万人。
二战后德国纳粹倒台，优生学变成科学和政治的禁忌，不再成为主流，许多挂上优生学的组织纷纷改名换姓。然而消极优生学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尤其是穷人或是“低端人口”生太多小孩导致社会退化及成为中上阶级过量负担的观念，从来没有消失过。
秘鲁前总统藤森 （Alberto Fujimori），在1990掌权的十年间，结扎3万人，虽然名义上是人民的抉择，事实上很多穷人原住民是被强迫结扎的。
印度政府在70年代答应推行人口控制，以向国际机构换得贷款，估计600多万人被金钱诱惑而被官方强制节育，不少人也因为粗糙的手术而死亡。这些政策不像战前堂皇的以优生学名义出发，却是以另一种方式从后门强制结扎穷人。
消极优生学都还活着
今天，没有人否认性行为是基本权利，但怀孕是不是每个女性天赋的权利，或是需要社会认可的特权？避孕技术的进步，让很多女性得以选择只要性而不怀孕的自由，然而同时也有许多女性，尤其是低社会阶层的女性，社会给予她们性生活的自由，却同时也威逼利诱她们永远放弃怀孕的权利。
不管是小霍姆斯，或是一大批强力支持优生学的科学家、医师和政治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属于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精英。希特勒当然不是精英，他给予的是让德国精英们可以无限伸展抱负的舞台，也演出一场精英的傲慢如何为人类带来灾难的悲剧。
、乌拉圭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里写：“拉巴斯城的一面墙上涂写道：‘反对贫困，杀死乞丐！’马尔萨斯的继承者除了提出在尚未出生之前消灭未来的每一个乞丐外，还能提出什么良计妙策呢？”
优生学，尤其是消极优生学，一直都还活着，社会精英阶层依然还是虎视眈眈的想要控制一些女性怀孕生子的权利。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十九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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