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３日，逾百名关心新闻自由的人士，响应“反操纵新闻黑手联合行动＂号召，针对两位中国报总编受对付辞职事件提呈备忘录，抗议国安部干涉媒体自由。只有几名新闻从业员出席支持，与到场采访的记者和摄记人数相比，形成强烈对比。大声疾呼的，也多是民间与政党领袖和评论员。

在50多个联署的备忘录名单内，不见同业组织，如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和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只有《当今大马》和《新闻独立在线》两个新闻机构。

有人说，这显示了媒体并没有积极捍卫本身的权利。

冷漠纵容恶法和不正义

当天，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发言人陈亚才提醒所有媒体从业员，不要选择保持沉默和明哲保身，因为新闻从业员的冷漠纵容了恶法和不正义、不公平事件的发生，导致只有少数人得益，最大的失败者将是全体人民和国家。

记得当我决定出席１月６日的《中国报》烛光会时，我的同事劈头第一句就告诉我：“没有用的啦！＂我认为，媒体人在每次遇到新闻干预时都选择沉默，选择长期在各捍卫媒体自由的活动中缺席，加上这类活动也不多，媒体人害怕承担责任，才造成争取新闻自由的进度缓慢。

《当今大马》中文版专栏作家关韵诗和《独立新闻在线》的社论，曾分别针对新闻从业员在中国报事件中隔岸观火，撰文发表意见。关韵诗认为，中国报事件反映了新闻自由运动的信念和串联的匮乏。《独》社论则分析，报业长期习惯于屈从国家权力机关，使媒体人养成了犬儒心态，加上媒体同业各怀鬼胎，看到对手遭殃，幸灾乐祸多于同仇敌忾所致。

缺少当事人，少了说服力

我认为，从《中国报》烛光会到提呈备忘录，其实体现了近年来民间组织的串联和结集力量，但面对的问题是，很少新闻从业员愿意现身支持。联合声明少了以新闻从业员以当事人的身份现身说法，演说少了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说服力，如一出戏没有了主角，蜡光因而显得黯淡。

在争取新闻自由运动的长征中，若长期只靠新闻评论人和非政府组织作领头羊，是不足够的。媒体人只能借助有社会运动背景的评论人和非政府组织的经验，去捍卫新闻或编辑自主权。最后站出来，走在最前线的，应该是被剥夺了发挥媒体第四权力量的媒体人。

媒体人须打破迷思突破心理障碍

媒体人需突破行动的心理障碍，在关键时刻勇敢站出来，集体发声，才能从主政者手中夺回报导真相的权力，发挥媒体扮演社会公器的使命。

媒体人也要打破不可公开抗议媒体机构或当权者的迷思。在五二八事件中，有华文报为阻止员工出席和五二八有关的活动，曾对出席者抄名拍照，制造白色恐怖。而政府善于利用权力机器，如警察，镇暴队和各种的恶法，来为媒体人贴上“反政府＂的标签。

美国佛罗里达州Poynter新闻学院专门研究传媒道德的Bob Steele认为，记者在“异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应该公开抗议示威。例如香港的国安法，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在七月一号，香港新闻界基于国安法直接钳制和损害了新闻自由，因此新闻从业员在这问题上没有保持中立，而走上街示威。

记者守则包括捍卫新闻自由

不要忘记：记者的守则包括了捍卫新闻自由的责任。国际记者协会守则第二条声明：“为执行职责，记者有责任在任何时候捍卫新闻自由，使能忠实的收集和发布资讯。＂

另外，媒体人也应在现有的同业组织内外，成立更独立的记者团体，以便成为从业员的后盾。更重要的是，透过新闻教育和职场教育，提高从业员对新闻自由和专业的认知和醒觉。

尽管国内大部分主流媒体的经营权为政府和亲政府的同僚所拥有，不过在争取新闻自由的策略上，发起捍卫新闻自由活动的单位，应跟各媒体机构的从业员，定期交流，建立更密切关系，以至能够互相支援。

当我们设下自己的专业底线；当不怕饭碗被打破；当我们选择不再沉默不再被动；当我们从冷眼旁观者变成主动参与者；当我们少一些自我设限和审查；当我们把每一次的报导都当作是最后一篇报道的时候，新闻自由这个理想，就离我们不远了！

也许你错过了那一晚在中国报门前的蜡光晚会，也许你也错过了那个早上的联署提呈备忘录的集会，但是，我希望你别错过下一次为新闻把关，站出来说句真心话的时机。因为，那才是我们向新闻自由慢慢挨近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