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政治对话困难重重？

【岛屿信札】

有自由派朋友兴奋地在社交媒体群组中，高度肯定马来西亚即将废死，并询问大家对政府即将提呈废除死刑的法案到国会立法的意见。

其他友人虽也支持废死，却对政府最终是否顶得住民意反弹贯彻废死则不置可否，用这友人的意见来说：“我是支持废死，但在马来西亚，事情是怎样我们知道的，呵呵，不可能。”

另一个显然是反废死的朋友，则在抱怨政府在没有听取足够的意见下，就作出废死的决策：“这种做法跟以前的国阵又有什麽不一样？”

谈话就这样嘎然而止，也无法再深入讨论，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价值观太过殊异，所以只有各说各话，无力开展对话。

民主转型裹足不前

这类场景大家应该不觉陌生，尤其去年换了政府后，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虽然总体来说，社会确实对民主转型既支持，又有所期待，但因大马社会族群多元，社群间的价值观又很不一样，因此各个社群对改革的内容，及改革的优先顺序，各有不同的意见，造成社会对很多有关民主转型的议题处理方式，往往会因为社群间的争议，裹足不前，原地打转。

废死还不算是困难的议题，废死与否容或在大马仍有争议，但各方的立场还不至于太过对立。相反的，有些涉及族群关係的议题，论辩双方就可能不会如此地温文儒雅。

例如政府是否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政府是不是要承认统考文凭、甚至小到地方上的梳邦再也印度庙拆迁问题等等，就是这类争议更为激烈的议题。

这些容易激起对立情绪的议题，有时候会很容易让社会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进而发生民主制度被破坏的问题，例如马哈迪曾在1980年代出任首相时，因教育部实行不谙华文教师担任华小行政四个高职政策，引发族群间紧张对抗。政府以此援引《内安法令》发动茅草行动逮捕异议人士，因而破坏民主制度，导致马来西亚完全褪化为威权政治。

温和姿态搁置争议

所以比起过去的处理方式而言，现在的政府已用较为温和的方式回应争议了，例如在处理政府签署ICERD的决策激起了马来人种族分子不满时，安华等会建议採取的退让姿态，以便政府用时间换取缓冲的空间。还有在是否承认统考文凭的事情上，首相马哈迪也放软姿态，向华文报强调政府施政目标中，解决更为困难的族群经济平等问题，是优先于承认各族语言平等等等。

但问题在这种搁置争议，转而去处理其他事务的方式，如政府就最优先处理前朝首相纳吉的贪污问题，真的对改善上述多元社会的价值对立状况有所帮助吗？换言之，只要政府对使用公权力方面有所克制，社群间每每只谈立场，不启对话的情况就不存在破坏民主的危机吗？

身分政治破坏民主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国际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没错，就是在苏联倒台时，出书高呼历史终结，民主制度将成往后人类政治上唯一选择那位仁兄），在其力著《身分政治》既观察到，2008年金融海啸后，强调群体价值认同的身分政治大流行，有效地“帮助”各式民粹主义运动壮大，然后导致欧美世界出现民主倒退的现象。

简述福山的说法，原来所谓的身分政治，只在左派或中间派中较为流行，这种政治风气的特色就是强调根据普世价值，例如平等原则、人权价值等等去帮助弱势或受压迫的群体争取应有权益。

近年的少数族群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原住民运动、LGBT平权运动，甚至是移民权益、难民议题等等，都是这波身分政治的主流论述。

政治正确压抑言论

虽然主流身分政治的出发点立意良善，但其所形成的政治正确氛围，常常致使抱持其他价值立场的人们，在公开场合无法畅所欲言自身主张，久而久之导致立场被压抑的人产生自身已成弱势的感受，配合后金融海啸中产阶级日渐萎缩的经济形势，最终导致右派民粹运动在欧美兴起，成为另类的身分政治论述。

福山机敏的观察到，主流身分政治与另类身分政治皆宣称自身为体制内的弱势者或受害者，例如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另类政治，其中描绘的华府权贵政治受害者，便以“老白男”为主，而这群人在少数族群，女性等等弱势者眼中，却是既得利益者。

社群间对抗无对话

问题更大的是，因这些社群都自身视为是体制的“受害者”，所以社群间只有争取资源的对抗，而无在民主机制下的对话。

所以有时为了帮助“老白男”们，川普们还会不惜破坏美国的政治体制，当然与此相对，有时所谓的进步团体也只是急急忙忙抓住对手的小动作大肆批评压制，完全没有对话的意愿，殊不知这也是构成社会的言论空间日渐萎缩的重要原因。

社会若任由此等风气蔓延，长此以往，就出现民主倒退的现象，而这也就是我们每天在国际新闻版面看到的欧美政治的图像。

好笑的是，这类破坏民主机制的行为固然可以震惊福山这些强调民主的旧式右派菁英，却很难让区区马来西亚人感到讶异，因为这几十年来，在大马的旧政权下，政治氛围就是如此的嘛，福山们真是少见多怪了！

不平等是社会现状

况且无论老白男是弱势者的论调，还是进步力量描述的其他少数族群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问题，并不是虚构的状况，一如过去马来族群在大马是处于经济弱势，华人、印度人等族群的的公民平等权益被剥夺的描述，也是某种对社会现状的直白叙述一样。

根据上面的描述，我们会发现，现在若要为自身相信的政策主张做政治说服时，採取方便的价值立场论述，其实根本行不通。例如透过主张“XXX”是弱势族群，所以我们就根据“XXX”价值，要争取能够维护“XXX”们的权益这样的说服方式，是完全无法说服持异议的对立社群。

因为这样的说服方式，在价值立场不一的社群间，是不可能产生对话基础的，例如上文所述马哈迪对统考文凭的政策思考模式，就颇能反映不同的社群只要根据不同的身分认同，由不同的价值出发，就会得到对“弱势”不一样的诠释这种状况。

社群没有宽容精神

现在的问题是，若多元价值社会的景象为此，那社群间的对话还有可能吗？难不成我们对任何有争议的重大议题，特别是那些攸关民主转型的议题，仍然只能双手一摊放弃讨论，进而採取跟“不可能的啦”形式相近的的务实姿态吗？

若我们仔细来分析以上身分政治的对抗，我们会发现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它们都採取群体抗争的模式，其二是它们都坚持自身的价值立场。

换句话说，阻碍着社会进行政治对话的因素，其实也正是这两项因素，首先，社群论述只重视群体的权益，而忽视对个人权益的尊重；价值论述只高举价值带来的政策立场的正当性，而扬弃对异议者的宽容精神。

既然我们知道问题所在，那要如何解决问题，开展有意义的政治对话呢？毋庸质疑，建立一个尊重个人权益和拥有宽容精神社会，就会是当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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