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失序中的教育

【当今特约】

限行期间，我工作的学校有同学于线上自白页谓，限行期间的遠程课程除数理科外，其余科目原來自己读课本亦可，毋需老师指导。

疫情肆虐，各行各业停滞，旧的日常秩序面临考验，新的日常秩序应运而生。平日掩藏于日常秩序底下的诸种问题，此际也随旧秩序的停滞纷纷涌现、放大：高度分工却互相仰赖的社会结构、资源分配不均、自媒体时代的浮躁与后真相……

上述同学自白亦反映教育机构的两个问题：学生对学习的想象限于学校与课本所供；老师照本宣科，无法将学习延伸到课堂甚至课本之外（或也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对理科的偏见）。

“师”多已沦为“匠”

学校将教学内容具化为一套长期固定的教学方針、教学进度表以及大大小小的评鉴项目。其长处是系统化、高效、易复制，缺点则是无弹性、僵化。学生程度不一、资质不同，划一的学习与评鉴内容未必能针对个别学生的问题。立于两者之间的老师须观察实际情况去检讨、调整、修改学习与评鉴内容。

讲学时，老师往往会结合其关怀、学养与阅读史将学习延伸到学堂以外，衔接现实，体现“人”的精神与价值，弥补体制内冰冷的条规与标杆。最低限度，老师对课程编排的目的有一定理解，能过滤与修正官方教材之错误与不足。

以上是理想情况。实际上，老师由于杂务过多，或教育机构内的权力不平等，或滥竽充数者混杂其中，“师”多已沦为复读教材、根据作业程序完成年度教学计划的“匠”。

以华文科为例，诸如“钟繇是楷书创始人”、“李白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等语焉不详或化约的论点，即便不敢言，又或短期内无法从教材挪去，至少可以不出作考题一再固化之？或许更令人战栗的是，老师也说不上来上例有何不妥，不曾（无法）怀疑教科书所言。

如此，老师检讨并修改官方教程与教材的反馈措施不过虚有其表。亦因“师”已沦为“匠”，故学生一旦能自学便产生老师被淘汰的焦虑，毕竟教书匠的工作轻易就能取代。若要维持这种教书匠的权威，我们的教育不过在反智。

当人沦为螺丝钉

其实除了教育机构，一般的大机构或行政单位多有固定且复杂的组织结构兼作业系统，个体在其中常退化成担纲某种功能的螺丝钉，大多时候不必思考，遵照标准作业程序便能完成任务。

由官方与学校垄断的教学现场，师生很多时候不会去思考由上至下所拟定的教学內容是否完善或符合现实，加上畸形的应试教育制度加重师生压力，于是教的不思，学的也不思，为了赶绩效而盲目完成学习内容。

这种个人思考责任上交体制的惯性在平日还好，一旦遇到疫情蔓延全球这种超出预想的突发状况，单凭平日里的秩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平日里因忙碌而被忽略的问题也趁此之际爆发。

配合行动管制带来的“新常态”，我们思考如何远程学习时，正好也可以一并反思我们的固有的教育模式与内容：平日里繁重的课业与评鉴标准都原封不动搬到线上吗？改动课程的话应删去哪些？保留哪些？

认真一想，学校规定的许多学习内容，我们或许也说不上来为什么非学（考）不可。吊诡的是，我们的学生总在忙碌学习许多东西（完成课程规定），可是所学却无法回应现实问题，尤其如今非常时期的种种现象。

我们害怕学生不听课以后便不学无术，于是迅速将课室搬到线上，准备了许多练习与教学视频，想尽办法隔着银幕让大家队形一致。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情形：同学在电脑前上听了半天的课，做了许多练习，确保对某项知识把握十足（以备应试），抬头省视现实环境中的自己，还真有多少脱节感。

 佯装正常掩饰失常

社交隔离以及长期居家带来新的日常：与家人的相处时间长了，摩擦可能也多了；逗留在线上的时间或更长，我们更频密透过网络去理解这个世界甚至发出自己的声音；疫情让我们重思公共卫生政策、社区规划以及政府防疫的责任；我们的身体、行为与精神在新日常中的种种变化……这些切身的感受与议题，我们的教育有否触及？抑或我们所教依旧与学生强调：该懂该检测的还是不能少，进度不能掉？

我不是说限行（条限）令期间所学必须紧密嵌合现实，而是实在生气教育体制内学而不思，教也不思的现象。不管平日还是面对突如其来失序，庞大的教育体制上下竟个个皆沦为完成工作程序的螺丝钉，无人能（敢）反思现有课程设计兼评鉴系统，甚至从来不觉得有问题。

除了听课与答练习这种被动训练，学习再也没有其他想象，其过程中尤其重要的个人疑惑与思考空间——成人的学问被去掉了，只剩技训与成才。从课堂到线上，我们只能用更多的作业和无聊的课去淹没学生，在无谓的忙碌中继续废思；我们只能延后考试日期，简化考试题目，甚至无所作为，企图佯装正常来掩饰我们的失常。

 教学远不只讲与听

若体制内全体僵化，内部的调节与改良怕都是奢望。这还不严重吗？毕竟身处这个体制之内，老师也好，行政也好，学生也好，我们谁能完全摆脱它的规范呢？尤其它的一套标准还会延伸到其他领域。

限行令逐渐放松后，民众仍要保持社交距离，加之学校原是密集场所，可以预见部分远程课堂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于是有人说远程教学或教学工作数位化是不可逆之趋势，将颠覆以往的教学模式。

这种说法早在疫情爆发前便有所闻，许多自诩教育家的资本家更利用这一说法，迎合家长赢在起跑线的心态创造商机。我想提醒，限行令前所谓远端科技与数位科技如何提升学习效力是在旧有的教学模式上附带而言的，哪怕要颠覆现有的教学方式那也是循次渐进的。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教育现场仓促地转到线上，过去几个月以来，实际操作让我们意识到远程教学的种种问题。最显见的，远程教学只能保留现场教学的讲与听，但教学远不只讲与听，还包括督察与身教。

即便是讲学，现场涉及当事人对空间與人的感知，这些都是远程教学没有办法完全还原的。庸人主义大行其道、信息越趋碎片兼去脉络的今日，远程教学会否是又一种化约？老师会否向网主播靠边，越来越追求吸睛与唬人的娱乐效果？

远程教学弥补现场教学的说法，或只适用于某些群体或阶级。它须身处网络覆盖范围、需稳定且流畅的网络服务以及联网设备，且社交隔离下的教学对联网设备有更多要求——不止连线听与看，还要兼编辑功能。

电脑或高端的平板比手机来得更好，但不是每位家庭成员都拥有个人电脑，有些家庭还是几个孩子共用一个电脑或平板。

 寻求旧秩序外的可能性

政府宣布限行时，私立学校与大型独中因多已置办电脑系统，师生已有账号，故能较快地将教学转到线上，但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优势。仅仅从自己的优势出发，以为我们的教育趋前，甚至认为通过线上课室能克服城乡的资源差距，大概忽略了上述种种前提。

撰此文非欲挑刺借故偷懒。疫情带来的停滞与失序正好提供我们契机去反思平日难以洞见的问题以及旧秩序以外的其他可能性：依赖权威与体制规范之外，我们如何让体制内部更灵活与能动？

除了进度表与考试标准，我们如何评估“新常态”之下的学习成效？科技助益教育，但办学断不只是更新高端设备，回溯坊间办学趋势，我们是否把科技之于教育想得太乐观太肤浅以致忽略了教育本质？

如果我们还坚信老师不能轻易被网络主播与人工智能替代，我们要不要再思考老师之于学生自学有何定位？我们的教育是否还保有那不能被取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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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芷薇毕业于拉曼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华文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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