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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疫情时,出门不再是“个人私事”

张行斐、张佩铃

大专论坛】青年进击,世代革新

冠病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我们起初都不以为意;不料,疫情却随着时间日渐严重。3月18日,是第一阶段行动管制令的第一天,也可能是大马人从此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三个月期间,我们经历过几个阶段的行动管制,适应不同的“出门”尺度,也重新思考了“出门”这回事。

冠病事件以前,对每个年龄层的人而言,出门这回事是正常不过,甚至是无需刻意提起的自然规律:莘莘学子出门上学;上班族出门至公司;家庭主妇出门添购食材、日常用品;长辈出院子或公园做运动等等。这是每个人自懂事以来,无形中“养成”的出门习惯。那也是资本主义所定下的生活方式,现代人大部分赚钱和花钱的活动,如上学、上班、用餐、购物、消遣,都必须在“门外”进行。出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不会刻意去想:为什么一定要出门?

发现出门的生活习惯

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举国上下迎来了首次的行动限制。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恶化,政府宣布行动管制令,为人民设下了出门的种种约束。人民禁止出门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各大学府关闭,学生不能出门上学;各大商家和企业的关闭,员工不能出门上班。忽然之间,多呆在家变成了刻不容缓的社会准则,人民一时之间深感自己失去了享有出门的自由,而且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行动管制令的生活。

过去,出门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犹如生活的基本需求。相对之下,不能出门,生活就会变得枯燥乏味,甚至会为生活带来麻烦。例如,不能出门,学生无法在老师监督下,吸收他们所传授的知识;上班族不可以即时与同事,面对面沟通及交流;家庭主妇不能购得最新鲜的食材,如肉类蔬果等;运动员无法与队友或对手切磋。向来习惯了外头多姿多彩生活的人们,“不出门”反而会让他们感觉浑身不自在。

由于出门已经是“培养”了多年的习惯,因此人们短时间内也难以适应新的生活常态。这也是为什么行动管制令实行初期,不难看到有许多长辈仍风雨不改地,在外聚集喝茶谈天说地;年轻人就在面子书上,谴责这些顽固之徒为“小孩似的”,还没察觉事情的严重性。

无论如何,屡劝不听的人民最终似乎还是得遵守指示;否则,固执的人民将可能被判监禁及罚款。在行动管制令下,出门或随意出门变成了一项罪行。这让我们突然发现,出门本来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要人们把“出门”变成“非放弃出门不可”的事情,则是因为有了政治力量的介入、干预,才成为了可能。

出门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而能否拥有出门的权利,就掌握在政治力量的手中,使人们要开始重新培养“非放弃出门不可”的习惯。“出门”不再是随心所欲的小事,人民的一举一动因这次的危机而受限于社会系统中。换做平时,人民怎么可能肯这么轻易罢休呢 ?如果平日父母命令我们不能出门,我们或许会把他们的话当作“耳边风”。但是,政府颁布行动管制令后, 人民也只能乖乖屈服于政治权力之下。

限行放宽后的新不适

“出门”成了必须三思而后行的事情,以往只能通过“出门”才能办到的事情,如今因为行动管制令,人们转换了生活模式:居家学习、办公。日常生活里,“出门”从本来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变成了生活中重要的“一回事”。

在这个非放弃出门不可的非常时机,政治力量对“出门”的关注,也意味着社会在现在与未来可能需要或者已经做出微微的变异或调整。呆在家的时间长了,人民不禁重新思考出门(与“不出门”)的价值、重要性。很多人甚至渐渐地适应了不出门的生活,从一开始的埋怨慢慢变成了享受其中。

经过一段适应期后,疫情似乎渐渐好转,我们每天傍晚都在等待的“号码”也逐渐减少,总算让大家可以松一口气。看来行动管制令终于奏效了,而且效果会逐渐扩大,直至让大马顺利度过冠病这一大关。

可是,首相慕尤丁却在4月末至5月初期间宣布放宽户外活动限制,如跑步和打羽球,使得人们突然间又得从好不容易同意的自我限制行动中,重新定位。比如说,许多人在行管令期间上网学会了室内运动;甚至觉得室内运动的效果,其实比室外的还好等等。适应期几乎造就了新的生活方式,人民也习惯了不必出门,就能把琐事完成的可能性。

突然间,行动管制令放宽了,新的生活模式又来了。这似乎暗示着,我们在适应期间的所有努力和习得的自我控制,好像是别人要管就管;要宽就宽;要重新适应就重新适应;政治力量对我们个人的身体与行动的控制,可能就是那么直接、简单、粗暴。

这时候立马出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也是比较普遍的疑问,大马真的应该那么快就放宽行动管制令吗?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造成第二波的疫情?第二,更深层的发现:第一层问题的出现,是不是体现了我们对“出门这回事”的价值问题更加警惕了?

由此,“出门”变成了一道重要且不简单的课题。

看似个人的自由

其实,重新思考“出门”不一定是贬义,反而意味着社会系统里存有缺陷,人们加以反思本身,可以成为任何社会改进的基础。这次的行管经验让我们不得不发现,“出门”与“入门”这些日常家居活动,看似是“私人行动”,实则是整个社会系统与政治力量操作的一部分。

若整个大马社会不遵从社会制度下的政治力量,疫情就可能不会在5月初好转,反而会变本加厉。同时,生活其实是需要去适应的,不然就不会有“生活习惯”这种概念;但行动管制期间,也让我们从中发现了所有的生活习惯,如出门,是社会与政治力量所操控、所允许的一部分。

更有趣的是,不出门或呆在家里,也不一定代表我们已经自由解放了。许多商家也得“跟上潮流”,把所有的销售与购买步骤数码化,让消费者可以网上订购,并将货品运输至买家的家门口,让你不出门也能消费,得到所谓的“血拼时的满足感”。这就是社会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顽强,体现出它们悄悄地存在,却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深远。

本以为出门是个人的自由与选择,但“出门”这回事却让我们重新思考“家中”/“家外”之间;“自由”/“控制”之间;“个人”/“公众”之间的联系。


张行斐,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院,媒体与文化系毕业。

张佩铃,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金融系毕业。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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