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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半岛》戳到排外与爱国情绪

黄国富

【凝视世情】

《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日前发布有关马来西亚在抗疫期间的专题报导,其中有部分内容指政府差別对待外籍人士。此报导引起民间或政府相当大反应,除批评《半岛》的报导不公与误导观众,《半岛》的职员也收到网路骚扰与死亡威胁,且遭政府大动作调查,其中在受访里陈述有不公待遇的孟加拉移工,竟被取消工作准证。

这则由外国电视台针对抗疫期间的报导,为何在马来西亚引起如此的争议与后续反应,除了内容之外,显然还有更复杂因素。

疫情下排外的权力关系

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氛围中,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虽习惯不同群体的差异,但也存在彼此的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除公民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因应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来劳动力,国内长期存在人数庞大的有证与无证移工,他们与老百姓共同生活,且成为显见又陌生的外国“他者”。

不少国人对移工有著既需要又排拒的矛盾心理,甚至视为生存所需工具,剥削与宰制移工的事件时有所闻,且常把一些社会问题归咎这些他者。譬如,社区脏乱与治安不佳时,矛头常理所当然地指向陌生且不太了解的移工。在这社会中移工被置入群体阶序权力关系中,是较公民地位更为低下的他者,且似随时可以弃置。

疫情的危机持续难解,增添人们的焦虑与不安,在高度不确定下,许多讯息对短期未来的情势持悲观倾向。为求生存和自保,国人更容易将面对的难题归咎外国“他者”,不太考虑与同理他们的处境,甚至认为他们随时引发灾难,因此更敌视与害怕,产生更明显的集体排外情绪。不过,抗疫期间升高的排外情绪与行为,非本地所独有,许多国家也出现类似问题。

恐惧下渴望集体安定感

排外情绪内含恐惧与不安,害怕和我不同或不像的陌生人或外国人,以及惧怕不认识且可能是危险人物者。恐惧本是人性的一部分,特別是对未知的恐惧,常会没来由和无逻辑地幻想恐怖的事情。

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恐惧也可能受到塑造与被合理化,以影响和扭曲人们的思考与感知,做出错误的判断与行动。

在恐惧的情绪与心理下,集体的身分认同则提供内在安全感,自觉归属于某一边界内的群体,让人内心更笃定些,因此,国家认同可成为危机下的安全感重要来源。

本有差异且未必相互喜欢的国人,处於共同抗疫状态下,产生较强烈的内在凝聚力,对外来他者出现更多敌意,且成为烦闷情绪的出口。在枪口对外下,使得移工与难民成为替罪羊,对他们更是嫌恶与抗拒,这些现象在网路的纷乱言语中更是明显。

在如此社会氛围下,人们希望强大且稳定的依靠,更期待强而有力的政府,稳住国家局势与带领国人走出困境。而国盟取得政权后,马来人失特权的内在危机话术暂较难操作,随着疫情发展下显现的社会危机与焦虑,可将排他场域上升至国族的层次。

国盟政权试图透过疫情强化其治理,在“抗疫如战争”危机下,以国家整体存续为核心,发放“爱民援助金”等纾困方案,争取民心时也要求展现爱国心,配合防疫措施。同时政府以强硬姿态对外,表达捍卫国家的决心,对内也压制批评与言论,减少治理的噪音,强化其正当性以延续政权壽命。

《半岛》强调“为无声者发声”

《半岛》这个“外国”电视台对本国抗疫期的报导,正好戳中了许多人排外与爱国情绪,成为引起反弹和不满的主因,再加上政府的大动作回应与反制,也扩大其效应。

《半岛》在本地有相当知名度,但许多人仍对它未必熟悉与了解。《半岛》在1996年诞生于言论与新闻自由较为匮乏的阿拉伯世界,希望提供不同于西方媒体的国际新闻与观点。但是它在新闻报导标準上,奉行的还是西方新闻界主流的新闻客观主义,其立台精神是:“作为不同意见两方的论坛”(as a forum for the opinion and other opinion)。

这些年来,《半岛》未必理会各地政府的新闻检查,提供异议者发声的管道,尝试扩大民主空间,其英文台宗旨强调“为无声者发声”(voice for the voiceless)。 因为这样的报导立场与风格,经常挑战各国政府的作为,使《半岛》常遭中东与美国等国官方的质疑和压力。

《半岛》提供不同角度说法

《半岛》在这则专题报导中,从关注一些边缘与弱势者在限行令期间的状态切入,揭示在这块土地上部分人的困境、不同位置者的工作与实践,以及政府的防疫细节等。

此报导内容当然可受公评与讨论,但它尝试提供对抗疫措施的不同角度说法,当中包括正面与负面评价,让人们可以更理解这社会中的部分真实状态,特別是在边缘且受忽略的“无声者”,也提出掌权者在这过程中可能的治理缺漏,可以做为改善和提升不足之处,这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可贵之处。

《半岛》也有可检讨的地方,譬如,可更好斟酌“国情”限制,对部分受访者在画面上未做更好处理,使受访者面临后续的麻烦困境。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未必熟悉与了解这家“外国”媒体,在目前氛围下,更易感觉未知或不熟悉的他者对自身的威胁。因此,《半岛》的报导迅速被聚焦在批评政府部分,更把报导中的移工视为抹黑与汙蔑“我国”者,有破坏“国誉”之嫌,引发同仇敌忾的情绪。

虽然许多人知道自己的国家不够好,但还是有“家丑不可外扬”心理,尤其在大家自觉共同努力与牺牲面对疫情,使得马来西亚的防疫成绩渐受国际正面肯定时,更不愿面对被“外人”直接的负评,认为这是对集体尊严的挑战,自觉不容被诋毁与扭曲,甚至是合理的批评也不易接受。

操作爱国情绪强化正当性

政府对此报导采取不合里的大动作处理方式,顺势操作民众的情绪,将排外与歧视作为治理的权力工具, 同时以公权力压抑新闻自由与言论表达,对《半岛》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有吓阻媒体之嫌,也回避报导中所提出的质疑。

当“爱国”成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基础,以此团结对外,获取心理上的安全感需求,减少抗疫期间的恐惧与不安,而键盘侠的指尖成为护卫或攻击工具,轻易完成民粹式的爱国动作。一名马新社主持人也以爱国之名,在节目中直批《半岛》报导不实也不道德。

先前台湾政论节目中,一名讲者对马来西亚抗疫过程的胡乱评议,被认为是对国家尊严的侵犯,引起马来西亚网民的不满与激烈抗议,成为凝聚国人爱国情操的展演。

虽然《半岛》报导与台湾评论节目的内容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当下建构抗疫爱国氛围下,会被简化为是同样对马来西亚不友善或恶意的攻击,当然有要予以回击。但是当美国Youtuber力挺马来西亚的抗疫表现,提出对《半岛》报导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评,轻易赢得众多的讚好声。

警觉恐惧与爱国情绪

媒体应有更多空间在报导事实基础上,提供阅听人更多元的视角与观点,同时监督政府的施政。国人应更理性与包容的面对他者及不同观点,谦卑的自我反思与检讨。

至於有证与无证移工,以及难民问题,皆为长期纠结的复杂议题,没有简单的解方,在疫情下所有人都面临困境,实不宜对其产生排外与歧视的情绪。

近期《国家原则》五十周年的宣传,以及八月和九月迎来国庆及国家成立日,政府大概要展开新一波的爱国“大内宣”,强化爱国的情操。

爱国可以是由情感激发的动能,但十八世纪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提醒:“爱国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国人在恐惧与不安下,也要警觉爱国情绪的失控与被操作,以及可能引发的副作用,避免彼此皆成为权力底下的受害者。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传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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